一九九六年，柳移民来到新西兰。他在中文报纸上看到一则梯坡克伊（Te Puke）农场招工广告。他考取驾驶执照的第二天，就告别家人，一个人驱车去了那里。

Te Puke 位于北岛东海岸，离奥克兰230公里，是这个国家KIWI果（猕猴桃）主要产地之一。

许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去到那个地方，因为那里太偏僻。

而许多人从一踏上这个国家，就去了那里，因为那里有果园。

他是开着那辆1980年的三菱LANCER汽车去的。如果不是翻开影集，柳都有点忆不起那辆车的模样了。那是他花了600元从一位迁移澳洲的华人移民那里买来的，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拥有汽车。如果说奥克兰让他惊诧于这个国度的深绿，而一路上穿越的丛林、牧场，还有路旁不时惊起的野鸭，让他真实触摸到世外桃园的朴初。

抵达Te Puke小镇，找到电话里招工者描述的加油站，柳用电话卡在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一辆红色的跑车开过来，在前面带路，把他领到了一座海边的木屋。这时柳才注意到，开红跑车的是一个精瘦的汉子，但脸上却长满肌肉，横着长的，面容没有一点表情。

他就是那位招工者。把柳带到住处，他用手机叫来了房东，一个矮胖的欧裔老人。他们似乎很熟悉，两个人在一边背对着柳嘀咕了一会儿，招工者转过身叫柳交给房东50元，说这是一周的房租。听见柳可以用流利的英文与房东交流，招工者便走了。

临走，柳知道招工者名叫KEN，来自马来西亚。

柳对KEN颇有几分钦佩，钦佩他拥有自己的果园，当柳向他表达这份钦佩时，KEN吱唔着说没什么。

当晚，KEN又把两个人领进了那栋木屋。他们也是从奥克兰来的，但是没有汽车，是坐长途巴士来的。他们都是从福建福清人。

第二天一早，KEN把他招来的工人召集到海边的一处空地，用马来腔的中文安排活计。原来KEN并不是果园的业主，他所做的其实是承揽下一些果园的工作，然后自己打广告招工，他自己赚取差价。用中国的说法，他是一个包工头。

柳在中国的时候是学林学的，有一点园艺知识。KIWI果是从中国引种、繁育而来的，原种是中华猕猴桃。他家乡也有猕猴桃基地，但是新西兰的KIWI果园比中国的猕猴桃园经营集约化程度要高许多。园圃中搭着一排排支架，KIWI果的藤蔓沿着支架生长。植物界分雌雄异株、雌雄同株两类。KIWI果属雌雄异株类植物，雌株着生果实，雄株只起到传播雄花粉的作用。为了提高产量，果园大多数植株为雌株，只在支架的两端以及中部栽植几棵雄株。如果任其自然授粉，将会有相当一部分雌花授不到雄花粉，不能座果。为了提高授粉率，需要人工采集雄花，磨成花粉，再用机械均匀喷洒到雌株上。

柳这次去做的工，就是采集雄花粉。

采花粉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盛开的雄花不可以采，因为花粉过熟，活性降低；而未开的花蕾也没有用，因为花粉尚未成熟，不具备繁殖能力。只有那些刚开始膨胀、处于半绽放状态的雄花才适合需要。

采集雄花需要辗转于各个果园之间，而许多工人没有汽车。没有车的工人需要与有汽车的工人搭配。柳的汽车可以坐五个人，于是他与另外四个人形成一个组。第一天工作下来，从清晨7点干到太阳沉下海面，柳采到了十公斤雄花。组里的人有采五公斤、八公斤的，最多的采了15公斤。每公斤包工头付给四元，也就是说，那天，柳挣了四十元钱，包工头还要扣20%的税，剩下约30元。柳对自己说：这是第一天，没有经验，以后一定会采得多一些。

第二天，柳采了14公斤；

第三天，下雨，不能出工。

第四天，柳发现自己的腰几乎直不起来，直起来后就弯不下去了。采花需要两臂长时间向上抬举才能够到花枝，造成腰肌过度紧张产生劳损，咳嗽时两边腰身如针刺般疼痛。那一天，他只采了六公斤雄花。

第五天，包工头接到果园投诉，说，收购的雄花中有大量的败花（开过的花）、稚花（未开的花），甚至还混杂有雌花。如果再有此状况发生，将会拒收所有雄花。

第六天，采集量普遍下降，平均采集量七公斤。

第七天，柳决定离开果园回奥克兰。

柳去跟工友们告别。这三十多人散居于小镇各处，有的甚至住在有风袭来就会摇晃的大蓬车里。听说柳要走，有人一脸诧异：一天可以挣二十多纽币，换算成人民币可是一百二、三十元！多好的收入呀，为什么要走？柳心里涌出一阵酸楚，他不忍告诉他们，这样的收入，在这个国家属于极端不合理的超低水平。包工头太黑心，盘剥太多。那个曾与柳在开车前往果园发生冲突，揪过柳衣领的东北工友握着他的手说对不住，颇有几分不舍。

几天工作下来，柳了解到这群工友的来历。他们要么从东北来的，要么从福建来的。在他们的护照上，不是写着董事长的衔头，就是总经理的职级。他们大多数是来参加1996年“亚太博览会”的。据说，“博览会”三天的展期，一百多个展位，只稀稀拉拉的不到三分之一的参展商家全程到展。同样稀疏的当地客人十分迷惑，怎么有的展位上只立了个各种“环球”、“国际”的牌子，散乱地摆放着几张传单，却自始至终不见一个人，没有一件展品。原来，这些“商家”有的只到展览厅糊弄了一、两天，有的干脆一天也没去，刚下飞机，就被中介公司接送上长途巴士，一头扎到农场打工了。

柳走了，他是这次果园工人中唯一懂英文、有PR身份的。工友们基本不懂英文，他成了大伙天然的代言人，许多事都是他出面与工头、果园主交涉。有一个工友生病，是柳把病人送到医院，办理住院手续，工友们羡慕他懂英文，有人把他当成了主心骨，尤其是他的PR身份，在工友们眼里似乎闪烁着眩目的光。他也是人群中唯一没有“总经理”或“董事长”职务的人。柳想“幽默”一下安慰告别的工友们，说完后他发现这并不幽默。他看见了几个女工友的泪珠从久盈的眼眶里扑簌而下。

两位与他同住的福建工友搭他的车一起回到了奥克兰。分手时，柳说他们再也不要象那次在Te Puke超市里购物时，趁人不注意把人家店门口的一大袋土豆搬上汽车那样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接着问他们今后怎么打算，他们说，过一天算一天。

不久，柳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在Te Puke发生一起车祸，一辆亚洲人开的汽车驶上右车道，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当地人汽车相撞，有两人当场死亡。

柳久久地放不下那张报纸。

   2004年，柳翻开中文报纸，上面依然登载着同样的大幅农场招工广告……

                                                  撰于2004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