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的狂欢如果不是因为常常走向失控，对我而言，还算可以忍受的事情。

两年前，我在新市的火车站旁边盘下了一间小的杂货铺。此前，我作为该店的唯一雇员在这儿工作了近三年。老板娘把身份弄到手之后就将生意出售，干自己喜欢的营生去了。我四处借贷把这间小店给买下来。也许我对这份工作产生了点感情，又或者不是。

圣诞来临的时候，让我有点烦恼。倒不是因为大家都出去游乐，生意清淡。相反，年末的生意可能会更热闹好做些——以至于这段时间，我常常觉得自己需要请个帮手。烦恼是因为它会打乱我的习惯。

新市是个繁荣的商业住宅区，里面几乎汇集了除皇后街之外本市最齐全的商品。通往市区的城际铁路、西线和南线的铁路刚好在这里交汇，每天上下班的通勤者都要经过我的小店门口。

我习惯每天早上七点钟到店里，打开店门迎客，早班的列车便敲打着铁轨来了。它的声音并不嘈杂，而是清晰有节奏感，有时候我觉得简直就是音乐。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对它百听不厌的原因。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声音往往意味着我的顾客的到来。

来我店里的那些顾客几乎都是些熟客。我喜欢跟他们打个招呼问声好。若是有哪些天不见了某个顾客，我便觉得失落。等他又如往常般冒出来时，我便觉得生活又像往常般踏实。这也许是种习惯性洁癖，习惯了某样的事情，哪怕有略微的改变都无法忍受。

我只习惯为熟人服务。一年之中除了圣诞节，进我店的人我几乎都叫得出名字。圣诞特殊就特殊在，距离新市不远的中央公园每年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节，吸引了几乎全市的大人小孩前来。我的店就是晚会散场之后的人流分流口。我当然希望我的店顾客盈门，但有一点可能和其他杂货店主不一样，我不太喜欢生面孔，生面孔让我紧张。

中央公园距离我的店子大约一刻钟的步行距离，但圣诞音乐晚会我是从未到现场去看过的。因为我得在店里待着。晚上七点半开始，那时天依然是亮的，灿烂的夕阳把台子上的明星和道具都染成金黄色。隔这么远，我还是可以从店里听到低音炮发出的震撼混响。虽然略显小气，久违的烟花也会偶然地燃上几束。

晚会开始之后，我便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教堂路的白葡萄酒，靠在收银柜的椅子上慢慢地喝。我在靠近天花板的货架上腾出了小块空间，装了台迷你型电视。节目就锁定在晚会的现场直播上。

不是我喜欢看那些穿着热裤的伴舞或者迷醉于某种歇斯底里的唱腔。相比很多百无聊赖打发清闲时光的方式而言，把腿翘起来搭在柜台上看看节目，算是个不坏的选择。而且我得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散场，要做点准备。

谢尔顿警官常常在这个时候踱进店里来聊天。他在新市待了十年，我认识他也快五年了。他曾经与一个日本女人结婚，后来无法忍受彼此的习惯，离了，此后一直未再婚。他走进店时，警棍悬在腰带上，另一端晃荡在膝盖处。

“嘿，老朋友！”

他总要慢慢地踱到你跟前才与你打招呼。中年发胖的身材显出些迟缓。他烟酒不沾，但每天都会到我店里来买一盒乐天牌口香糖，然后倒进嘴里几颗大嚼起来。我真不知道他要以什么样的频率去嚼，才能在一天的时间里嚼没这么一盒。

平日他在五点就可以收拾回去。但圣诞音乐晚会使得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延长了六个小时。这天他得执勤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才能脱下警服。

我是从谢尔顿警官口中知道一些未曾在电视新闻中报道的消息的。比如帮派斗殴，晚会现场的绑架、抢劫和强奸等等事情。好像整个城市一年来的恩恩怨怨都等在这天解决。一群醉醺醺的年轻人吆喝起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倾向于相信谢尔顿的描述——虽然描述经常有夸大的嫌疑——因为我真见过发生在我店门口的事故。那是去年的事情了。之后城际铁路线的新市段被封锁停运了一天。少了上下班汹涌的人流，小店真是门可罗雀。

这是我很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我不在乎一天的生意，但我不习惯没有客人的感觉。我不习惯熟悉的朋友不见了，一天都显得漫长。对我而言，这就像看到大量生面孔一样让人难受。

有一年，好大一群醉醺醺的年轻人挤进我的店里来，一窝蜂地拿东西，然后又挤出去，汇入到外面散会时的汹涌人流中去了。偌大货架呼啦空了大半架子。谢尔顿警官也束手无策。

是的，圣诞的各种狂欢活动，在新市，如果没有什么失控的事情，就真是上好的事情了。圣诞就像个仪式性的时间，每逢岁末，我常常盘算着怎样开始新的一年，比方换个别的什么职业去做做，以便克服自己这个奇怪的习惯。

可都五年过去了，我还守着自己的小店。在这一点上，我的确可以与谢尔顿警官称得上朋友，他在新市一待就待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