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人陪着的夜晚，柳常常会点上一支烟。那袅绕的烟雾往往会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出国？

最后一次到广州出差，柳去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几个大学同学。阔别近十年，在广东省林业学校当讲师的潘和在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当工程师的黎依旧热情，而从省林业厅调到团省委的程对从内地去的他有些俯身向下看的感觉，这跟程那逐渐突出的腹部很衬托。

握手时柳发现程的手很柔软，也很暖和，可是柳却感觉到从程手上传过来的气息却很冷。

听说柳要出国，程的眼皮略微抬了抬，问去哪，去干吗？留学？他说是新西兰，程的眼皮又耷拉了下去：怎么去那地方？要去就去美国。

很礼貌地跟程告了别，两个陪同的同学对柳说，虽然与程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可是平时很少跟程来往，甚至已记不清上一次见到程是什么时候了。

在饭店吃饭，潘问，为什么不告诉程你在你们省的省政府上班。柳说，有这个必要吗？黎说，有，如果说了，今晚这顿饭就会是程请了。

他仰起头，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四年同窗共师的同学都如此，这世道……看来，真的是该走了？

省政府大院五号楼的门前挂着七、八块牌子，每一个牌子就是一个“衙门”。柳的办公室在四楼，窗前有一棵梧桐，还是初春时节，空气中仍然飘流着冬天残留的寒意。越过梧桐的树梢，可以看见省政府大门那高大的牌楼。牌楼前面便是省城的市区了，那高低错落的建筑由北向南，在那不知是雾霭还是烟尘的昏黄中，渐渐地模糊了。

今天是柳第一天到这里上班，抚摸着那张宽大气派的办公桌台面，他有些在梦里的感觉。把身躯稳稳地放置在舒适的办公椅上，这才让自己相信这是真的。他想起刚才的情形：骑着自行车来到大门前，接近那挂着巨幅“省人民政府”牌匾的牌楼，他与其他人一样，侧身下了自行车，推着车子进门。门口的武警士兵拦住了他：哪个单位的？证件！士兵的语气跟他的表情一样严肃。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带证件。士兵说：你不能进去！他说，我的办公室在五号楼，您是不是需要跟我到那里去一趟，弄清我是不是在里面工作？士兵迟疑了一下，然后一个标准的立正、敬礼，让他进去了。后来柳认识了一个在另外一个大院（省委）值勤的武警战士，问当时为啥子那个士兵没有坚持要看证件就让他进去了，回答是：我们会看。你如果不是在里面的人，不是忙不迭地掏证件，就一定是说话结结巴巴。象你那样镇静的，假不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得罪谁也不愿得罪省委、省府大院里面的人，要不然，说不定你是哪路神仙，什么时候不高兴了使点小袢子，够我们喝一壶的，何必呢？放行得了！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没有接，而是继续整理文件。同事小吴接起电话，说是找他的。他很意外：上班第一天，怎么有人知道把电话打到这里？

是原来他所在设计院的主管机关的副厅长打电话来向他表示祝贺。因为参加老厅长主持的一项与甘肃省科学院合作的科研专题，他与这位平易近人的副厅长接触较多。

放下电话，他心里暖暖的，决心好好干，才不辜负老领导的厚爱。

一年后，老厅长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在葬礼上，他把佩戴在胸前的白花恭敬地摆放在逝者的身边，心里默念着：厅长，您走好。您的二儿子已经不用再去那家摇摇欲坠的医药公司上班，过几天，他就要到省卫生厅报到，成为国家公务员。

走出殡仪馆，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老厅长弥留之际，他去探望时就告诉他，孩子的工作调动解决了。西归的路上，老厅长一定微笑着可以走得很好。

他庆幸自己有机会为老厅长了了一桩心愿，于是心里感觉很轻松。

一连几天，下班的时候，从楼上下来，柳都看见一个身着税务制服的男子往办公楼走去。对方给他打招呼，他也礼貌地点头示意。有一天下班，刚走到门口，又看见了这位税务人员。

“柳同志，您好！”税务人员叫出了他的名字，“下班了？您家住什么地方？枣山路？正好，我们同路。我有车，坐我的车一起走吧，反正顺路。”

推脱不掉，他上了税务人员的面包车。路上他问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他说，这很容易，听见柳的同事这么叫，也就知道了。他说自己是到隔壁另外一个单位办点事，每次都这么巧碰见柳，这是缘分。

送柳到了家，柳问他是哪个税务局的。他的回答让柳顿时明白所谓的“巧合”原来都是精心的安排。因为，白云区与枣山路正好南辕北辙。

税务人员给柳讲了他的故事，一种不忍，让柳不再拒绝他。不久，这位税务人员的妻子从“以工代干”身份转成了正式公务员。

一个在市公安局工作的朋友（也是进省府大院以后结识的）到柳家里作客，他带着迟坚，一个同样身着警服的年轻人，不过迟坚不在市公安局工作，而是在国家安全局上班。朋友说，以后有什么事，象用个车什么的，尽管给迟坚打招呼。柳嘴里打着哈哈：好好好，一定一定。心里却筑了道围墙：这位仁兄无事不登三宝殿，醉翁之意不在酒。

似乎是上天有意安排，有一次，处长要到省委开会，可是，单位的车都派出去了，一直没回来。离开会的时间越来越近，处长还要在会上讲话，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从城北的省府到省委，平时开车就要半个小时，等了半天，只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就是有车，也来不及了。突然，柳想到了迟坚：他开的是安全局的警车，干嘛不找他呢？

一个电话，迟坚就风驰电掣地赶到了。载上处长，一路警笛大作，几分钟时间就赶到了省委，一分钟也没有耽误，处长准时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迟坚是从铁路公安处转到市安全局来的。铁路公安处属于企业治安部门，不可以直接转入地方，于是迟坚虽然身着警服，却不正式在编。

不过没过多久，迟坚就如愿以偿转成了正式在编国家安全警员。

虽然换了单位，柳仍然住在设计院宿舍。柳感觉得到，自己虽然还是那副皮囊，院子里也还是同样的人群，可是，自从换了上班的地方，再也看不到一个冷面孔，见到的都是一个个灿烂的笑容，似乎人人都是一副热心肠。

有一天，下班回到家，看见家里有客人。客人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着问：还认得我们没？端详了半天，柳惭愧地摇了摇头。

“不怪不怪，多年没见了，当然认不出了，小时候，表叔表叔妈我们天天抱你，我们就晓得你长大了一定有大出息。”说得柳心里非常不好意思，连这么有恩的亲戚都记不得了。

原来这不认识的表叔、表叔妈的儿子大学毕了业，想分到省城工作，一定要请柳这个表侄帮忙。

柳的头一下子大了。几乎每一天，柳都接到这样的电话，接待这样的人。原来在人们心里，他这个小小的公务员无所不能。那衙门似乎都成了他开的了。

柳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张巨大的网在向他扑头盖面而来，而自己就象一只飞蛾，不由自主地向那张网飞去……

柳终于决定出国，决定移民。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无法拒绝那几乎是唯一的移民机会；二是，无福消受权力带来的实惠，因为无法承受随权力而来的那份重。

这个决定无疑象一枚巨石投进平湖，掀起狂澜。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什么都不缺的生活，尤其是那个位置。

他说，很简单。如果当时选择留在国内，如今如果不是一个官冕堂皇的贪官，就是一个身陷囹圄的囚徒。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赞同（尤其是父母认定他自私而感到心寒），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至于出国是否还有别的缘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