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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先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中国通。

他的新书《中国的青年文化：从红卫兵到网民》，巧妙地选取一九六八、一九八八和二OO八三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研究跨度达到六十年，被史景迁评价为“一本具有原创性和启发性的书。”值得说一句的是，史景迁的名字很有意思，景仰司马迁也，史先生在史学上也的确造诣很深，人称十六世纪以来最有名的汉学家之一，代表作是《寻找近代中国》。

但我读克拉克的新书仍没有太多的感觉。可能我个人不太喜欢过于零碎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互联网文化的，我喜欢能够再深化、升华成比较系统、简单的道理的。克拉克先生花了不少篇幅谈网络文学、网络语言，里面的确有许多真知灼见，但在进一步理论化上似乎停住脚了。这不是说他没有理论化的能力，相反他有很强的理论概括能力，比如在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人的反抗上——通常的研究都是一提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似乎他们都是铁板一块追随革命领袖的——就体现出来了。可为什么他没充分使用这种能力呢？

我想这可能与克拉克先生的个人习惯有关。许多与他比较熟悉的同事和朋友都倾向于认为，他讨厌理论化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好像也强调过这个研究习惯。在这本书里，我就很少看到他引用别人的研究，而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引用最原始的期刊、报纸文章。

这又可能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差别有关，历史学似乎更强调把事实摆出来，道理就任人评述去吧。但换句话来说，任何事实一旦摆出来，不就暗藏道理么？摆哪些事实、怎么摆这些事实，都是暗藏着道理的。

不管怎么说，我非常佩服他的文献运用特别是归纳上。他真的是非常了解中国文化甚至网络文化的。尤其值得学习的是他善于把微观的文化现象放进大的历史背景去考察，将之与时代的特征、文化的趋势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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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里定期有些讲座，是老师们近期研究的展示。亚洲研究系常和我们系合办——这是在情理之中的，许多做亚州研究的人都是在做亚洲媒体或者文化研究——这样就常常会听到一些比较新鲜也比较到位的关于中国的研究。

这次克拉克先生分析了姜文电影中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桥段的解构性应用，角度不可谓不独特。克拉克先生由文革研究起家，在分析很多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象时都会追溯到文革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它似乎与中国学者徐友渔认为的“当代中国的很多研究都无法绕开文革”有本质上的相同之处。

《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是一九六一年由谢晋导演的，曾经红极一时。十年后根据革命文艺的思路被改编成了舞台芭蕾舞。同样对文革极为热衷和痴迷的姜文在很多电影中或讽刺或模仿地运用了《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或造型元素，散见其《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与《太阳照常升起（2007）》中。

正如克拉克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姜文对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解构，是通过对它的叙事手法进行模仿来实现的。系统地去运用这种手法，的确能收到非常戏谑而又无可奈何的效果。姜文很熟悉这套模式，毋庸置疑，他对文革的个人解读，整体上是批判的、否定的，他借助的是对《红色娘子军》这个文革符号的“反向利用”来实现的。

但通过模仿来瓦解的修辞方式往往存在一个深刻的危险，这也正是我对这个讲座的疑问：正如克拉克先生自己所指出来的，文革时代的《红色娘子军》体现了性的暗示，而姜文把这种性暗示又发挥到了新的高度。虽然存在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否定，但两者在本质上可能恰恰是相通的——都是男性对女性的赤裸裸的凝视和消费。

这对我的个人启发则是，借由“创造性引用”既有文本的方式去解构那些那本，非常危险的情况是，到最后可能自己也绕进那个逻辑去了，成为同一个范畴内的事情。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反讽，它恰恰可能不是对所讽刺现象的否定，而是更深层次的、骨子里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