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顯在的反抗的案例可謂數不勝數。當然這些廣為關注的例子，大多是社會政治領域的事情。普通一點的是，對主流價值觀的抵抗與挑戰，更為激烈的則是革命。激進的革命運動，今日是比較少見了。多見的是平和的社會抵抗運動。

很多人都認為反抗是件壞事。它看起來的確也比順從更像壞事。它製造一些破壞性，會損壞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若說改革與改良也是反抗的話，哪怕它很溫和，它也會遭到很多保守派的抵制。

但反抗似乎也有積極的層面。這種積極面逐漸被人們所認識到。

研究東南亞農民運動的詹姆斯·斯科特在其許多著作中分析了農民的微觀反抗。比方農民們心照不宣地磨磨洋工，開開小差，或者把地主的農具故意使勁用壞掉。有時也可能偷點糧食回家。他還把民間特定的流言蜚語、對俠盜文化的消費和想像，都看作是儀式性的反抗行為。這無疑是非常有創建性的。反抗的意義，由單純的物質追求拓展到了精神醒悟。而後者正是更為根本的意識形態層面的抵制活動。

寫作《日常生活實踐》的蜜雪兒·德·塞托則把分析目光投向了現代工薪階層（當然包括都市白領）的“假髮”反抗行為，其特點是佔用工作時間去做點個人私事。比方開公司的車順路送自己的小孩上學，在辦公室玩會兒臉書。“工作和娛樂之間不再存在明顯的差異，兩者相互同化，重複出現並且彼此鞏固。”

諸如此類的研究，極大地發掘了在統治領域、規範體系中，通常意義上被壓迫的、弱勢的一方是如何同時具備某種能動性的。這樣的反抗活動，無疑給被統治者帶來了繼續生活的樂趣和動力。統治的殘酷性，似乎被這種全新的自下而上的抵抗給分解了。

不過必須提請大家注意的是，對於來自體系的對於自下而上的反抗的容忍，可能更多的是修辭意義上的行為。因為溫和的反抗運動，可能並不意味著社會的動盪不安，反倒意味著某種動態的穩定性。

當然這種可能性是有條件的。這種條件就是所謂的自我糾錯體系，亦或動態的回饋和反應機制。問題出現了，人們逐漸反抗了，體系於是重新調整並重新制度化。只要體系具有足夠的效能和積極性，反抗者不但不是體系穩定的敵人，反倒成為了它的共謀者。

反抗的共謀作用可以這樣理解。適當的反抗，有助於把體系積累下來的問題給警示放大出來以便體系作出調整，此其一。其二，持續不斷的束縛和壓抑，導致的是更為激烈的社會反抗。而在正常的反抗過程中，社會的不滿和壓抑得到了釋放。最為顯著的是，來自體系的對於反抗的研究和逐漸開明的包容態度，欺騙了反抗者，使得他們認為反抗給自己帶來了自我實現的錯覺和虛幻的成就感。可實際上上，他們卻在為體系的完善服務。

沒有反抗，一潭死水，體系容易慢慢地腐朽下去。從統治的藝術來看，適當地把反抗的空間留給被統治者，而在可控的範圍內對其睜隻眼閉只眼，不愧為一種隱蔽的高級策略。

就斯科特和德·塞托的研究而言，若認為他們是徹底的左派，肯定有些一廂情願。在西方的很多理論體系中，很多看似非常民粹、非常底層主義的理念，大約都具有這類隱藏的欺騙性。它們很難解釋底層的現實，而只是給底層、草根的頭上加上了光環。

但這樣的光環卻是多麼的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