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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最能體現人的固有思維。特定的文字體系承載著與特定文化相關的所有基因，同時也作用于該文化之上。近代西方思想界的“語言學轉向”，即將研究目光轉向了語言、轉向了最基本的文字。文字成了不可細分的“元敍事”。這種轉向與西方科學、理性文化氛圍中對於最小微粒的崇拜是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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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統一文字”之後，繁體字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它甚至波及到了整個大中華文化圈，今日之東南亞、東亞諸國，都多多少少被影響到了。傳統的儒家文化似乎被繁體中文完美地傳承了下來。這也是為何近代中國思想家拿儒家文化開刀時，往往會拿繁體字開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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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一批飽受海外思想薰陶的學者文人，大力宣導文字改革，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向拉丁文學習。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使用的語言便是以拉丁文作底。漢字拉丁化在近代中國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環節。

五四運動以及整體上的新文化運動中，廢除文言文而興白話文，我手寫我說，是象形文字向拼音文字的靠近。隨後的三十年代的文化大眾化運動，找到了告別繁體字的理由——普及教育。進入毛澤東時代後就更不必說。毛本人經歷了清末民初的文化批判運動，他的大眾觀與鬥爭哲學便是這種批判運動的延續。毛個人也非常贊成一種音標文字。但以音標為核心的漢字拉丁化出現的主要問題——同音異形字——使得這個過程被擱置了。最終產生了個折衷方案即走簡化字改革道路的方案。

文字是社會思潮、政治文化走向的微觀指標。它具有特別的意識形態功能，反映的是主流與亞流之間的角力。近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政治訴求和社會思潮。毛時代的漢字拉丁化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是蘇聯模式中俄語拉丁化的搬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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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出現了兩次與語言相關的狂熱。它是政治議程、政治文化的最好彰顯。

最早是俄語熱，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以會說上幾句俄語為榮。俄語熱是以中蘇蜜月關係為背景的，在五十年代達到頂峰。中蘇關係僵化之後，俄語熱得到了降溫。

伴隨著改革開放潮流而來的是對英語的擁抱。英語熱的出現，意味著對意識形態之爭某種程度上的拋棄。英語代表了一種與社會主義文化截然不同的資本主義文化，它似乎等價於現代工業文明。這股熱潮持續三十餘年而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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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簡繁體字的近期爭論，實際上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某種體現。一百多年的廢除封建思想的運動，到今天可能依舊沒有完成。文字作為替罪羊，背負了落後、守舊思維的駡名。

很多人相信繁體字阻礙了普通公眾去瞭解知識、改變觀念，從而使得文化成為部分特權階級的專利品。簡化文字則可以推動平民教育的普及、提高普通人的知識水準。但港臺的實踐證明瞭繁體字實際上未必會阻礙這個過程的完成。普及教育在繁體字的語境之下同樣可以實現。這為近來大陸部分學者號召恢復繁體字提供了部分證據。

漢語拉丁化，是赤裸裸地、不講求規律地向西方學習。本質上體現了近代中國是對現代文明的欽慕與渴望。因為拉丁化似乎等於現代化。簡化字運動是拉丁化失敗之後的妥協選擇。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簡化漢字運動仍是西化運動的延續。

今日中國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可以重新認識到了漢文化的某種可能性。文字本身於是又重新成為討論的中心，只不過這次不是替罪羊而是被賦予過高期望的東西了。恢復繁體字，是某些人希望借此恢復“漢文化”本體的操作性措施。

但非常可笑的是，對於何為“漢文化”的本體，人們卻依然毫無頭緒。只好從一些邊邊角角的層面、間接性地做點裝潢點綴。比如在大廣場上豎個孔子像，在一些學校開設國學專業。或者像今日之繁簡體字之爭。

本質上都是在舍本而求末。或者更確切來說，因為本末未能區分，希望藉由做些細枝末節事情來不期然地撞到某個“本”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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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漢文化的認識一定要擱在整個體系語境中去看。追求過分的純潔其實是絕對的保守和封閉。孤獨的文化是沒有什麼生命力的。近來《現代漢語詞典》勇敢地收錄英文詞條，其做法值得稱讚，學術嚴謹性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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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的初期，一些學者把視野放在了網路話語上，其中一些人還編輯出版了與網路語言相關的詞典，如於根元的《中國網路詞典（2001）》，易文安的《網路時尚詞典（2001）》。這些詞典中收錄的詞語主要還是與新興技術（硬體、軟體）相關的。而真正貼切到網路文化的詞語並不多。

自2000年6月份某報導把“網路新詞”的文化現象提上媒介討論平臺之後，研究界掀起了數次爭論高潮。支援網路新詞的一派認為這可以豐富中國的文字及文化。但許多人選擇站在傳統文化一邊，認為新興詞語在侵蝕、破壞中國傳統文字的基礎。對網路流行詞語的消極評價，是九十年代中國學界關於漢文化本體的爭議的延續，體現了對於漢文化本體的某種想像和焦慮感。

那時網路辭彙作為“文化反抗”的一面尚未顯現出來，但依然有了些萌芽症狀。比如主流話語稱“電子郵件”，網路語言則直接音譯為“伊妹兒”。主流話語稱“再見”，網路語言用“886”。網路語言的出現，意味著一維的主流、通行話語出現了某種裂縫。

當然強調網路新詞的“反抗”意義，並不是道格拉斯·科爾那（Douglas Kellner）所謂的“缺乏社會責任感”。它並非對主流價值和道德的懷疑，更不是對它的厭惡。它是在給重新認識與主流、亞流相關的文化現象提供一種新的觀察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