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見，伊朗既然能推出這麼多人出去留學，肯定會有那麼一群知識份子在思考這個問題、並進行相應的實踐。這又讓我想起了另外一個伊朗籍學生。

他叫侯賽因，是個伊斯蘭國家中常見的名字。侯賽因對美國文化深有認同感。可惜我們其他人——來自中國、墨西哥、尼泊爾等地的——對美國並不是那麼熱情。侯賽因試圖跟我們講述伊朗有多麼落後，多麼不與現代文明接軌，我們依然不能非常徹底地讚賞美國文化。

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在討論類似的問題時，都因為太需要立場了，所以當人群中自然而然地分出兩派意見時，這兩派意見便會越來越抽象和極端。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是徹底否定西方的價值觀，相反我也非常相信人類會變得越來越民主和自由，但我依然感到困惑和懷疑。看的相關文獻越多，這種感覺反倒越濃烈。

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多麼希望侯賽因可以更為確切而又鮮明地與我辯論，說服我。那樣就好了。可是到最後，他也說不清楚了。這讓我很有些糾結。侯賽因的例子告訴我，很多伊朗人或者別的人，只要在思考這樣的問題，都遲早會陷入到類似的追問式的困境中去。新信仰不是那麼好樹立起來的。

第二天，我又碰到了哈尼。這次的聊天加入了一個叫格雷的紐西蘭老頭。我們聊得非常愉快。

格雷居然有個中文名字周樹人。這個名字是他在中國做英文志願教師的時候由學生給取的。他在河南的孟州市辦了個小企業，但在中國期間主要是住在北京。也去過伊朗，他說伊朗人是他見過的族群裏面最為友善的了。格雷曾坐火車由土耳其入境遊覽伊朗，火車太慢了，以至於到達目的地時，整列火車的人他幾乎都認識了。伊朗不能使用信用卡，這些在火車上認識的伊朗人邀請格雷去他們家吃住。

看得出來格雷對伊朗人保留了非常好的印象。他自己也說後來給伊朗人郵寄過一些皮衣皮帽之類的禮物。所以哈尼說自己來這個會議主要是想找個農場工作時，格雷一拍胸脯就答應了。格雷老家在陶朗加，那兒有很多合適的農場去工作。

我後來問哈尼，你為什麼隻字不提伊朗的另一面——像格雷描述的那種頗為友善、人性的一面呢。如果提了，那將會是多麼不一樣的圖景哦。哈尼笑了笑，沒作解釋。哈尼是出於安全感或別的什麼原因而不作辯解麼。

這讓我意識到了生活中的一個常見的奇怪現象。即：那些本來很美好的東西，一旦與那些很多人都認為更美麗的理念擱在一起時，就會讓人覺得微不足道、自慚形穢甚至是不值一提了。這個現象在那些有想法而又不願意過多爭辯的人中更是明顯。

伊朗人的熱情和好客是建立在一種對回應的期盼上的。因為按照傳統的習慣，我以最好的東西款待了你，有一天你也會以最好的東西來款待我。西方文明在這種直接的人情之中橫加了一道錢的程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伊朗是非常可貴的。當然，我不知道伊朗文化在逐漸世界化的過程中，這種直接的人情主義還能保持多久。在心底裏，我是非常希望它能持續下去。估計格雷也是這樣希望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