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構思此文時，原想把題目立為《走近胡適》，可是胡適如一座披著霞光的高高山峰，很難靠近，更難攀登。一向自卑於學識淺薄的我，只好站在遠遠的平原，高山仰止，遙望大師。

    1948年12月中旬，身為北大校長的胡適在北大建校50周年紀念會上作了簡短的講話之後，辭別大陸，飛赴臺灣。季羨林先生曾寫詞描繪道：“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此前延安的共產黨已通過廣播希望胡適能留下並許願讓他解放後任北大校長及圖書館館長，胡適只是笑笑，沒有接受。

    此前曾有人問過胡適對共產黨的看法，胡適說：“毛潤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寫信給他，不要打仗。至於共產黨那裡去，我不會”。

    胡適為什麼在國民黨退到臺灣後，選擇了去臺灣而沒有接受共產黨呢？這恐怕與他在美國留學，又多年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對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瞭解有直接關係。早在1926年，他就撰文表明了自己“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他認為，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是充分承認物質享受的重要，“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貧窮和衰病都是罪惡”，因此向來承認“財產是神聖的人權之一”。這與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的口號是完全不同的。解放後的共產黨首要任務是打倒富有，剝奪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財產，人們要“無私”，要“一心為公”。於是，“窮人”是國家主人，“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富有”是恥辱,“貧窮”是光榮。胡適是在1962年去世的，大陸搞的“三反五反”，“三面紅旗”他肯定是了然於心的。事實證明他最初對共產黨的判斷是正確的。

    價值觀的不同，帶來了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神文明，那就是十八世紀的革命口號----自由，平等，博愛。胡適指出，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1848年全歐洲的革命運動，1862年的南北美戰爭，都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下的大革命。美國、法國以及南美洲的憲法，都是受了這一口號的絕大影響。胡適一生都在讚美這面旗幟，他寫文章，辦雜誌，授課演講，苦口婆心地強調對自由的尊重與崇拜。他真誠希望中國能走西方的道路，高舉起“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旗。

    二十世紀之初，正在胡適竭力呼籲“自由平等博愛”的時候，中國大地上正軍閥混戰。中國共產黨的種子雖然剛開始發芽，但遺憾的是從他誕生那天起，就接受了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黨內沒有人像胡適那樣，除了研究馬克思主義外，也研究一下西方各國發展的歷史與文明。於是，不管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都在爭先恐後為奪得“獨裁領袖”而殺得你死我活。

    我的驚異在於，胡適在最早時間就覺察到了蘇俄“布爾什維克”的“問題”，這是他事後對追隨蘇俄的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的主要原因。最能證明此點的是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最後的反思。陳獨秀經過“六、七年的深思熟慮”，在他去世前寫下了他對蘇俄共產黨的重新認識。胡適欣然為這位老朋友的文章寫序，他摘引陳獨秀的文章提醒人們：“史達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若不恢復民主制，繼史達林而起的，誰也不免還是一個專制魔王----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一個史達林倒了，會有無數史達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達林，而不是有了史達林才產生了獨裁制”。胡適評論說，陳獨秀從苦痛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他為老朋友的徹悟而欣慰。

    陳獨秀的“反思”是否應該成為中共黨史的一部分呢？西方近代精神文明及胡適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呼籲是否應該成為人類發展史的一面輝煌旗幟？遺憾的是，這一切直至今天仍然得不出結論。

    胡適是個無神論者。但他認為，他的無神論和共產黨的無神論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他“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夠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而共產黨自己主張無神論，就要消滅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絕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他說，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深信自己不會錯的心理”。胡適感慨地說“容忍”異已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1953年1月17日，舉國上下開始了對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一馬當先的是郭沫若，還有周揚，艾思奇，胡繩等等。連胡適的好友，學生，弟子也都紛紛上場，拿起筆做刀槍，一篇篇“戰鬥檄文”鋪天蓋地，直指他的學術觀點，政治主張。

    遠在美國的胡適托朋友將批判他的文章一批批寄給他。我不知道一向提倡“容忍”的胡適又將如何容忍這些批判呢？歷史學者傅國湧在文章中說，有記者在美國訪問胡適，問他和中國大陸的敵對思想是什麼思想？胡適想了一下回答說，“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發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懷疑，我一生都反對獨斷，就是反對教條主義。傅國湧說，這些話就是胡適所理解和宣導的新思潮。

    據資料記載，1956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倒底貪戀什麼”？

    胡適不止一次批評過蔣介石的獨裁政策，他還真沒批評過毛澤東。可此時高高在上的毛澤東得了天下正志得意滿，他不可能懂得胡適，也不想去讀懂他。但毛澤東不能容忍胡適對共產黨的不屑，對他的不屑。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容忍胡適所說的西方近代文明。他一生不屑於西方國家，視美國為代表的一群“資本主義國家”為死敵。除了去過前蘇聯，他未去過任何國家。他終日捧著“古書”研究如何當穩“皇上”，因此，“閉關鎖國”的中國如“井底之蛙”自以為“天下老大”，直到今天一些人還在“指引”國民唱著紅歌感謝“獨裁國家”。

    據一些回憶資料記載，1948年胡適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飛機，點名要接走一些有學術造詣的老朋友去臺灣。他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除了一兩位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上機。據說胡適當時大哭一場。

    胡適哭什麼呢？是哭國民黨統治大勢已去？他對於蔣介石的前景是能夠承受的；是哭國家分裂，再不能和同事弟子們共商學術？不能否定胡適此時會有某種孤獨感。可今天回過頭來去理解當時胡適的感受，我覺得胡適內心有一種很深的憂慮----在獨裁統治下的中國知識份子，會有怎樣的命運呢？

    歷史果然按照胡適所憂慮與不安的預感演繹了。曾經與胡適共事的大師，朋友，弟子，學生，他們對新中國充滿了憧憬。他們沒有登上胡適的飛機，留下來準備在各個學術領域大顯身手。他們聽黨的話，黨說喊誰“萬歲”就喊誰“萬歲”，黨說服從工人階級領導就服從領導；黨說唱什麼歌就唱什麼歌，黨說批判誰就批判誰，包括批判他們曾經最尊重的導師，師長，摯友胡適先生。可是黨沒有相信他們，一場“反右”運動把多少知識份子打入地獄；接著是可怕的“文革”，讓一個個知識精英倒在造反派的皮鞭下，關押，酷刑，自殺，毛澤東不僅讓知識份子“閉嘴”，更讓知識份子“斃命”。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吳晗，吳宓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中始終處在雲裡霧裡搞不清究竟，臨死時還在喊“毛主席萬歲”。

    胡適是1962年去世的，他不會知道1966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但他一定知道1958年的“反右”和一系列批判運動。得知這一切後，胡適會想些什麼呢？除了對“獨裁統治”的憤慨外，我想，回天無力的胡適也只能仰天長歎了。

    從1926年胡適寫的關於“自由，平等，博愛”的精華之作，到今天已經有86年了。可今天我們對“自由”與“科學”的認識，對民主，人權的理解，還遠沒有到達胡適所提倡的水準。其實胡適關於西洋近代文明等一系列思想主張，只是他在思想文化和學術教育領域豐厚偉大成就的冰山一角。他的博學，他的寬容，他的幽默與聰慧，在歷史的過去與未來的波瀾中，永遠會微笑著向我們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