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的身體越來越不好，好像所有的零部件一齊開始老化。因為媽媽的醫療關係在長春，我們只好又推著輪椅登上回長春的飛機。每次離開北京媽媽的心情都不好，我安慰她說，只要住完院打完針我們馬上回北京。媽媽相信我的話，因為我從不失言。就這樣長春北京不知往返了多少次。

    2005年，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中央決定發給所有在世的抗戰老兵一枚鍍金的”“英雄紀念章”和一個證書。省文聯來車把媽媽請去，為她佩戴了紀念章，還請省裡最優秀的攝影師為她照了像。單位把像片放大鑲上相框掛在媽媽房間裡，媽媽左看右看舒坦極了。

可是到2010那一年，媽媽沒有力氣再去北京了。

    平時我安排阿姨從早到晚處理媽媽的內務，包括她所有的飲食起居。我負責外務，跑醫院，找大夫，開藥，買東西。只要媽媽想要的，我就想盡辦法去找，可是到最後，媽媽衰弱得已經不知道想要什麼，每天就是在苦熬已經談不上什麼生活品質了。

    媽媽最重的病是心臟和哮喘，怎麼治都不見效。再加上神經衰弱睡不好吃不下，被折磨得非常痛苦，我急得一籌莫展。突然有人告訴我在扶餘縣有個老中醫治哮喘很有名，換吃中藥也許能“柳暗花明”。我毫不猶豫背上包就走。那是東北的十冬臘月，寒風刺得我臉鑽心的疼，手和兩腳幾乎凍僵。我不顧一切拼命趕路，只希望媽媽能多活一天少受點罪。因為我一直忘不掉她那雙眼睛，那雙渴望活下去，渴望再跟我一起唱歌的眼睛。我先是坐火車，然後坐公共汽車，接著坐小麵包車，然後坐三輪車，最後坐上私人的“屁驢子”（摩托車）……再步行好長一段路，才找到那位有名的中醫老先生。我對他說見到你真不容易我把所有車品種都快坐全了。

    等我趕回家時已是晚上十點多，沒顧得吃飯就給媽媽熬中藥。我沒熬過藥，笨手笨腳總算把湯藥端給媽媽。誰知媽媽剛喝兩口就往外吐，不小心又把藥打翻在地，於是我再熬。

    媽媽在最後的時間基本都是在醫院度過的。這時她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想他的兒子——我的弟弟。她天天催我給弟弟打電話說要見他。掐指一算媽媽已有三十多年沒見到弟弟了，更要命的是她始終不清楚為什麼弟弟不來認她這個母親。再說弟弟已經去世我如果露了風聲都能要了媽媽的命。我只好騙她說弟弟在加拿大做生意忙得趕不回來！於是媽媽一遍遍在地圖上找加拿大的位置。時間久了加拿大也不管用了媽媽說他可以飛回來呀。這件事真的是把我難住了。正發愁時弟妹突然來找我辦事，她是長影的副導演一直忙著在拍戲。我靈機一動忽然一個主意冒出來，我對弟妹說今天我是導演你做演員我告訴你咋辦你就咋辦。我讓她明天到醫院就說代表弟弟來看媽媽，說弟弟在加拿大確實回不來。我拿出一張銀行卡給弟妹，讓她交給媽媽就說這是弟弟給媽媽的二萬元錢讓她治病，等有機會他一定儘快回來看媽媽。臨走時我還吩咐別說錯了是加拿大別說成美國。

    第二天弟妹買了好大的一籃子鮮花和那麼多的水果點心來病房看媽媽。她完全按照我說的坐在病床邊跟媽媽娓娓道來。媽媽激動得沒完沒了地問這問那，就好像是弟弟坐在身邊。我在一邊提心吊膽生怕弟妹說走了嘴。好在一切都完成得很好媽媽非常滿足，她把那張銀行卡小心地放進貼身口袋裡。媽媽從來沒用過卡但她知道卡就是錢。只有我知道這是一張空卡。正好那天晚上要出院因花籃太大我說不拿了，媽媽大叫著說那是弟弟的花籃一定要帶著。回家後她情緒特別好，還趴在窗上對外面的鄰居說他的兒子不久要回來看他，還給她錢了她不知有多高興。從那以後媽媽幾乎天天自言自語，說她有兩個孩子，有兩個孩子管她了。

    後來我一直慶倖我自己，在媽媽走之前我做了一件非常正確的事。

    不久媽媽又住進醫院。省文聯的領導又來看望她。媽媽這回講出了一句她心裡想了好久的話,她要在她死後交給組織一萬元黨費。

    文聯領導非常意外，他們可能很感動，可是也有說不出來的話，媽媽此時早已不是黨員了呀。

    領導說不用想得太多，好好養病。

    媽媽說一定要交黨費。

    領導走後，我趴在媽媽耳邊說，媽媽你還是黨員嗎？

    “會解決的我打了報告了”。她還是那麼自信。

    當又一次從醫院住院回家時，媽媽已經邁不動步，是文聯的領導把她背上樓梯的。媽媽坐在沙發上大口喘著粗氣，然後她說了一句話：沒有我的女兒我活不到今天。

    這是媽媽向組織說的最後一句話。

    媽媽可能覺得自己堅持不久了，在稍微有點力氣時，自己竟站起來打開櫃子，向我交待她留下的東西——一尺多厚的她的手稿，一厚達黃舊的老影集;一些衣物。還有兩個存摺，幾萬元錢，這是她的全部積蓄。我注意到她沒有把“弟弟”的銀行卡給我，還放在她貼身的口袋裡，她是想把兒子的溫暖一直帶到永遠。

    媽媽又上床睡去了，這一睡就再沒有醒過來。我叫急救車把媽媽又送到醫院。

醫生跟我商量媽媽的治療方案，我說只有一個原則不管用什麼法只要病人不痛苦就行。醫生說還是要打點滴但腳會腫，生物製品所有這種藥但還有必要買嗎？我二話沒說跑去好遠捧回兩大瓶藥。我心裡知道其實這些藥已經沒用了，可我還是要買，我的幻覺中這次媽媽還能出院跟我回家。

    昏迷中的媽媽對疼痛沒有感覺了。醫生說如果想延長生命可以從口中下管子到內臟再維持，這等於又要延續媽媽的痛苦，我說，不用了。

    半夜十二點，外面下著大雪，家裡人都睡了，只有文聯的一位領導和阿姨陪著我，一起將媽媽安置在火葬場。我給新西蘭的女兒發了個短信，因為這邊是五點。我說，姥姥走了。

那一年媽媽84歲。

    媽媽走後帶給我們一大堆的後悔。

    我後悔平時工作太忙本可以拿出更多的時間陪她。她的脆弱使她變得格外懼怕孤獨；

    我後悔因為每年過春節我都陪媽媽只有那一年我把她自己留在北京我去和家人團聚，其實她還能過幾個春節呢？

    我更後悔因為裡外太忙我從來不做飯也不會做飯現在我開始學做飯可媽媽永遠吃不到我做的菜了；

    丈夫也後悔平時她看我在媽媽那忙他就沒再多關心一些；

    女兒也後悔說姥姥對北京看不夠就想上街可那時她沒有車現在有車了可她沒法帶著姥姥去逛街了……

    所有的後悔告訴我，活著應該珍惜現在。

    一年後，中國文聯為全國延安“魯藝”的老戰士發了一本《榮譽證書》，證書上寫著好大的媽媽的名字。領導說，可惜晚了一點，你媽媽沒看到。

    我打開媽媽的影集，裡面多是媽媽在延安的照片，相紙很舊，像片很小，可是媽媽頭戴軍帽腰紮皮帶神采奕奕。

    我打開媽媽的手稿，這是她年輕時練習寫作時留下的，從來沒發表過。我發現這裡有老大姐的故事。

    一天我去辦媽媽遺留的事，公證處要看媽媽的檔案，於是我來到媽媽的單位省文聯。組織部負責人對我很客氣，他把媽媽的檔案袋打開讓我自己找有關內容。我沒想到，這裡裝的全是媽媽在各個時期寫的檢查，紙很黃很粗很薄，要十分小心才能輕輕揭開。有好幾份是她的家庭出身的交待，光是在延安談戀愛的檢查就有七、八份；還有在長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討論會記錄……哦，媽媽從延安時期就開始寫的所有檢查在檔案袋裡跟了她一輩子。

我沒說什麼，把檔案合上。

    走出大門，雪花輕輕飄在我滾燙的臉上。我真想仰天對媽媽說，媽媽，現在你不用再寫檢查了。

    只有一件事我還沒辦。媽媽生前要求把她葬在北京，她說她喜歡北京，那裡的好多延安老同志都葬在那。可是我將來不一定住在北京呀？我還要陪她呀？究竟讓她葬在哪呢？我沒想好。

（完）

                                                                       2012.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