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黃河渡口擠滿了等待過河的部隊。缺少糧食彈藥，戰士們只能用野菜充饑。細雨一直不停地下著，媽媽和她的戰友又冷又餓，在雨中打著哆嗦。忽然媽媽發現前面有一副擔架抬了過來，她認出了躺在擔架上的那個人。她想都沒想沖到擔架邊。

    “朱總司令，朱總……”

    正在發高燒的朱德睜開眼睛,他沒有認出眼前這位凍得縮成一團的女戰士就是那次陪他跳午的魯藝大學生。

    “朱總司令，我們這是上哪去？我們為什麼要離開延安？我們是不是失敗了？革命能成功嗎？我們能堅持嗎？”

    “誰說革命會失敗？這只是戰略轉移，小鬼，相信黨中央，我們一定勝利。”

    又要集合出發了，媽媽在人群中默默尋找，她希望能看到E君。她想第一個告訴E君，延安能勝利，這是朱德說的。只要革命勝利了她還能和E君相聚。可是，她再也沒見到E君的身影。

1948年4月，彭德懷指揮的部隊收復了延安，媽媽跟著“魯藝”劇團回到了原駐地。          那天部隊領導開會說，“魯藝”集體創作了一部新歌劇《白毛女》，馬上排練，由媽媽主演   白毛女。

《白毛女》講的是窮人家女兒喜兒被搶到地主黃士仁家，因忍受不了迫害逃進了深山老林，用野菜、樹皮和廟裡的供品充饑，三年的生活煎熬使她頭髮變白，由人變成了“鬼”。解放了喜兒被救回來從此由“鬼”變成了人。

    媽媽好像變了一個人。她白天排戲晚上演戲，有時間還去炊事班幫助燒柴，洗土豆。她的話越來越少，歌聲卻越唱越響。後方的王坤前方的媽媽把《白毛女》演得熱火朝天，媽媽也越唱越紅。

    為了排好這出重頭戲劇團新派來一位導演，媽媽聽說他專門學過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學，很有學問。他個子不高戴著一副近視鏡，舉止斯文，說話文雅，平時講課深入淺出，白天領大家排戲晚上伏案寫作。他就是我爸爸，比我媽媽大十多歲，在排《白毛女》的時候他們走到了一起。等我長成大人後爸爸曾對我說，當時媽媽不但戲演得好歌唱得好而且年輕漂亮又很單純。媽媽對我說，當時她還沒有從E君的痛苦中解脫出來，既然有人想和她好那就好吧，也許新的感情能代替過去，找一個歲數大點的也許是個依靠。

    我是在媽媽的午臺上誕生在媽媽肚裡的。媽媽懷上我後還在演《白毛女》。有一天演地主黃士仁的演員不小心一腳真踢到了媽媽的肚子上，疼得她坐在臺上就是起不來。其實當時為了演戲媽媽很想把我打掉，可她怎麼蹦怎麼跳我就是不出來。一直到她隨爸爸去了北京，媽媽挺著大肚子還去天安門看了“開國大典”。

    有一天，媽媽突然接到組織上的通知，要她去北京某醫院。一位領導告訴她，是E君患了絕症住在醫院快不行了，領導問他還有什麼要求，他說只想見見媽媽。

    媽媽後來對我說，她不知道是怎樣走進病房的。她天天想見E君，可她現在非常害怕。她只記得她趴在E君的身上放聲大哭，後來她非常後悔，因為重病的人是不能這樣激動的。她更後悔她只是一味地哭，記不得E君都說什麼了。

    是媽媽記不得了還是E君的話成了媽媽心中永遠的密秘？我不得而知。

    E君走了，媽媽的靈魂也跟著去了。

    剛解放，中國電影急待振興，爸爸被組織上送去參加了中國第一個電影創作學習班，媽媽跟著爸爸在電影局任辦公室秘書。在延安就一直從事歌劇戲劇創作的爸爸開始走進他連想都不曾想過的“電影世界”。

    就在這關鍵時刻，我就要降生在北京同仁醫院。沒想到就在我即將出世的時候，媽媽的難產險些要了我倆的命。

    關於我的出生媽媽不知道給我嘮叨了多少遍。那時孩子生不下來她疼得大汗淋漓把床頭所有的鐵欄杆都拽折了，醫生護士圍在旁邊急得團團轉。醫生要等在門外的爸爸簽字，問爸爸是要大人還是要小孩，爸爸哭喪著臉說“大人孩子都要”，這句話讓媽媽終生沒忘。後來終於請來了著名的林巧稚大夫，她用剖腹把我從痛苦的母體中拉了出來。經過大流血的媽媽一生都崇拜林巧稚，她說是林巧稚救了我們娘倆的命。

    兩年以後，媽媽又懷上了弟弟。還是大剖腹，還是大流血，還是林巧稚大夫上陣。弟弟總算活出來了，林巧稚果斷給媽媽做了絕育。她說若再生就沒命了。

    在電影局陪著首長已經看了上千部國內外電影的爸爸希望自己能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導演。學習班結束後，他便帶著媽媽雄心勃勃地奔赴長春電影製片廠。可是大家都想做導演沒有人寫劇本呀，於是組織上把爸爸派到朝鮮去瞭解志願軍抗美援朝的事蹟希望他能搞一個電影出來。媽媽也陪同去了。在朝鮮一個叫“上甘嶺”的山頭上，他們手捏著山石被炮彈炸成的粉末，電影《上甘嶺》的構思在爸爸心中開始成熟。

    回到長影，爸爸開始了《上甘嶺》的劇本寫作，媽媽被分配在演員劇團。由於兩次大手術使她的身體很難恢復，少有了延安時期的青春活力。她把E君送給她的那塊絲絨緞子布做了一件薄薄的小棉襖，沒想到第一天穿到劇團引起議論。接著是開黨小組會，批評她穿這樣的衣服是“小資產階級”的表現。這件小棉襖媽媽一共就穿了幾天，一直保存到她去世，至今還放在我的櫃子裡。大會小會的輪番批評更使她身體每況愈下，嚴重的神經衰弱使她整晚整晚不睡覺，結果上班不是不去就是遲到早退。於是又開黨小組會，又說她是“小資產階級”加“自由主義”。媽媽再次大會檢查小會檢討，寫了檢查再犯犯了錯誤再檢查，沒完沒了的折騰倒底情緒失控，回家跟爸爸大吵大鬧。

    平時話就不多說話聲又不大的文質彬彬的爸爸生來不會吵架，他總是非常理智地和媽媽講道理。可是跟幾乎瘋狂的媽媽有什麼道理可講，換來的是媽媽更加病態的無理取鬧。1952年爸爸正在緊張地寫《上甘嶺》劇本，媽媽沖進來抓起劇本草稿撕得粉碎。有一次她又犯病了，把桌上的茶杯全部掄到地上，又命令我拿掃帚掃，還不許讓碎玻璃有聲，否則就是兩個耳光子搧到我的臉上。那時候我們全家住在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小白樓裡，小白樓是專門供編劇作家寫劇本的地方。有一次媽媽又打我，我嚇得跑到正在開會的爸爸的辦公室，一把推開門撲到爸爸身上，嚇得混身發抖。幸好有開會的叔叔阿姨好說歹說算是把媽媽勸住了。

媽媽把她內心的鬱悶和痛苦都發洩在爸爸身上，這對爸爸是不公平的。爸爸對媽媽又瞭解多少呢？直到九十年代爸爸去世，我也沒找到答案。

    記得有一天半夜媽媽回來，一怒之下將我像擒小雞似的從被窩裡抓出來，我最痛苦的是我經常不知道因為什麼就挨一頓打，有了委曲我又不敢說。從此，媽媽在我心裡簡直是一個嚇人的妖魔，我害怕她，非常恐懼。以後我愈加自卑，因為有這樣一個媽媽我總覺得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我的膽子也越來越小，走到哪都不敢說不敢動。媽媽對弟弟也是除了打就是罵，高興了抱過來親一親，不高興了不知為什麼就一個耳光掄過去。弟弟真的是在媽媽的巴掌下長大的，也就是從這時起，弟弟的心離媽媽越來越遠。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