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搞寫作的，頂多只能算個吊兒郎當的文學愛好者。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新西蘭，對文學的接觸只停留在皮毛而極不深入。可即使是皮毛也會有一點皮毛的感覺。尤其到新西蘭後，我發現這裡的作者和作品與國內有些不一樣，這種“區別”的發現吸引我想把皮毛的感覺講出來。我當然有“班門弄斧”、“指手劃腳”之嫌，我的幼稚甚至會惹人發笑，卻能令我自勉。

    想起在國內我認真讀過的一些名家的名作品，我的感覺可以用兩個字概括——沉重。

    隨便舉幾個例子，你就會覺得“重”得喘不過氣來。比如余華，他應該是國內獲外國文學獎最多的一位重磅作家了。他的《活著》，講述了人應該如何去承受巨大苦難，要忍饑挨餓，要忍辱求全；還有《許三觀賣血記》，講的是一個農民因為有了賣血的機會得到了錢“高興”得直到血被抽幹。正如有人說的，閱讀這樣的作品實際是一次心理的恐懼經歷。

    再比如章詒和，讀了她的《往事並不如煙》我曾經十分激動。可美好的文字中留給人們的一些溫馨的人性和高尚的人格，都浸透著壓抑、扭曲、窒息的呼喊和爆發式的渲泄中。在她寫完幾部重大的《回憶》之後，我等來的，是她準備繼續寫她在十年監獄中遇到的十個女囚犯。我是在火車上讀完了第一個女囚犯的故事——《劉氏女》，上車時心情挺愉快，下車時心情就不太爽。我可能不打算看第二個囚犯的故事了。

    還有閰連科，他也是我喜愛的作家之一。他的《為人民服務》辛辣尖刻，遭到當局封殺。而他的《丁莊夢》，講的是一個村的愛滋病人平時怎麼生活又怎麼一個個死去，看得我心驚肉跳。我現在記不得當時我是不是把這部作品堅持讀完了。

    還有莫言，這可是國內最有份量的作家之一了。有人向我介紹說他的《檀香刑》中專門寫了駭人聽聞的“淩遲”酷刑，怎樣用規定的刀數就可以完成一個活人的被分割。朋友是以“暴力美學”的文學理論向我介紹的，我卻嚇得根本沒敢去摸這本書。

    這次來新西蘭之前我剛剛讀完岳南的三部曲《南渡北歸》，說實話我非常喜歡這部“紀實文學”。我第一次知道抗戰時期有這樣一大批流亡西南的知識份子和民族精英，知道了他們不同的命運和不懈的學術追求。書中再現了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的群體命運，這真是一部史詩性著作。我在網上發信向朋友們熱情推薦這部書。書中第二部寫的是逃亡，第三部寫的是死亡。在看第二部時我就默默祈禱這些大師千萬不要留下來經歷“文革”，結果果然，在第三部中他們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一個個慘死——梁思成死了，林薇因死了，吳晗死了，穆旦死了。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陳寅恪在造反派的高音喇叭中硬給嚇死了......讀畢全書，唏噓不已，扼腕慨歎。

    不多舉例了。如果我僅把以上幾本書的主題詞排列在一起你會看到這樣一幅畫面：饑餓，賣血，囚犯，愛滋病，酷刑，逃亡，死亡……當然這裡也有愛情、友情、親情，有美的人性，真的純潔，可這都是和現實中的殘酷相對立而存在，因此顯得羸弱，淒美，無奈。

    到了奧克蘭後，我接觸了這裡的一些散文、小說、詩歌、雜記等，新結識了一些熱愛寫作的文人好友，好像產生了一種不同的感覺。我最先得到的一個突出印象也是兩個字——自由。

    那天安妮女十給我打來電話，說她手頭正在寫兩個評論：一個是朝鮮的火箭爆炸掉到海裡，一個是關於薄熙來。我當時腦中第一個反應是她太自由了，這兩個評論若在國內是不可能被發表的：不管今天國內政府是如何看待朝鮮，現有的外交政策規定媒體是不能公開說朝鮮一個“不”字的。至於薄熙來，百姓們也只能在網上喊一喊，還不斷受到封殺，媒體只能是指哪打哪，目前只是一個調子“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在國內做了二十多年記者，深知道“自由”所包含的個中滋味。直到現在中國還沒有《新聞法》，記者的採訪和報導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不管我們多麼千辛萬苦采回的新聞，宣傳部只要一個電話就可以被斃掉。因此我們的肩膀上長的不是自己的腦袋，我們只是“工具”和“喉舌”。一個人沒有自己的腦袋，一個黨沒有輿論監督，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自由，奧克蘭的華人文學作品就像新西蘭這塊小島，小巧玲瓏，輕鬆優美，舒心隨意，信手拈來。此地文人筆下的文采與他生活的現實是和諧的，溫馨的。寫作者不需要有什麼負擔，更不要承擔什麼“歷史責任”。只是愛好，只是享受，頌揚真善美，評論是與非。那種令人羡慕的瀟灑，令人陶醉的優雅，款款而來。

    不要小看了這份“自由”。對於人類來說，再沒有比她更可貴的了。從湯瑪斯。傑弗遜等人起草的美國第一份《人權宣言》提出“自由權”開始，人類奮鬥了幾百年。中國對於真正獲得人的“自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何況世界範圍了。

    國內當然也有這樣“自由空氣“下的散文隨筆，但它形成不了文學創作的主流。那麼回過頭來又該如何看待國內的文學現象呢？

    國內早有專家說中國近三十年文學沒有什麼發展，有的甚至說中國現在沒有文學。說實話我是到了新西蘭後對這個問題有了認真的思考——儘管對於國內文學我只看到冰山一角。在羡慕了新西蘭作家的自由和瀟灑之後，我也情不自禁對那些依然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作家們肅然起敬——是的，他們的作品到處是血腥的場面，張揚著廣袤的狂野，也許作家們想用極致的筆鋒來刺激華夏大地有些麻木的神經；他們的文字華麗炫目，甚至荒唐無稽，卻支撐起一個了不起的炫麗空間。他們用血的利刃剖析司法的腐敗，用尖刻的筆調譏諷貪官的齷鹺。用感天動地的哭泣召喚不該死去的亡靈，用真理的義正嚴辭抗議人性的泯滅……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進步得很快成就很大，可一些作家與現實生活的關係非常緊張，余華自己就承認他的心靈與現實之間總是在“較勁”。痛定思痛，我從他們作品中的驚心動魄感受到了他們為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深深的憂患——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西方的“自由”，不是民主國家的“平等”，不是被保護的“人權”。這種“憂患意識”他們揮之不去，他們心痛的，正是他們深愛的，他們為自己的祖國，嘔心瀝血。

    “憂患意識”，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我們民族的先哲留下的一筆極其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在中國最早的《易經》裡就充滿了“憂患意識”，它比孔老夫子還早五百多年呢。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品味當代許多優秀文學作品，也是在體驗憂患。

縱觀中華文化浩蕩的文學長河，我們驚喜于大江東去浪滔天的澎湃。我們為屈原感天動地的《離騷》發出生命的慨歎，也讚美陶淵明“采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我們欣賞司馬遷樸素的敘述魅力，也陶醉于歷代詩人的華麗篇章；太平洋的海面是寬闊的，它容得下所有炎黃子孫的生命華彩。正如作家莫言所說，真正的文學是沒有國界的，因為文學，是永遠屬於人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