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佈雷爾是個普通的英國人。

    1997年起，他擔任了整整十年的英國首相，並開始了英國工黨史無前例的連續三屆執政。

    佈雷爾是個敏捷、智慧，富有激情的政治家。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心“永遠都敲打著改革的鼓點，他的靈魂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叛逆之魂”。

    我是從佈雷爾用了三年時間寫完的厚厚的回憶錄中走近他的。同所有政治領袖的經歷一樣，他當政的 十年依然是大起大落，波瀾起伏的十年——雄心與痛苦絞在一起，信念與現實糾纏不清。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更需要的是理智、決斷、目標明確和絕不輕易動搖的意志，這也許就是一個強有力的男人在成功與失敗

中所展現給世人的最富有刺激性，最驚心動魄的強大魅力！

    而我更看重的卻不僅是這些。

    佈雷爾吸引我的，更是他的情感，以及由此帶來的他的深不可測的憂傷。這種情感來自他對自己國家和人民的熱愛，他說英國是個“讓他感到親切溫暖的偉大國家，英國人民勇敢、堅定，敢做敢為。”因此可以說他的幾乎所有的決策，他的一篇篇精彩演講，他筋疲力盡的忙碌的身影，既充滿著作為領袖的冷靜理智，更飽蘸著普通人愛與恨的激情。

    曾經讓我很感動的，是佈雷爾在處理戴安娜王妃去世後的一系列做法。佈雷爾從內心為迷人的戴安娜的死去傷心，他稱她是“人民的王妃”——這句話安撫了全世界幾乎所有喜愛戴安娜的人心。可是英國女王本人對戴安娜的看法與公眾所能接受的“大為不同”，她也不想說出口，所以她不願意站出來講話，不願意降半旗，不願意去看英國公民為戴安娜獻上的鋪天蓋地的鮮花。作為首相，佈雷爾非常同情女王本人，他也知道如果自己的幹預過於明顯，就可能遭遇嚴重挫折。可是民眾的悲傷情緒傾瀉而出，由傷心轉為憤慨的怒火正在向王室蔓延。此時的佈雷爾心中占主導位置的是“民情和民心”，所以他認為“女王必須說話，王室必須出面”。

    於是，他最終採用了最婉轉的做法和表現出英國人慣有的最優雅，最有禮節，也最通情達理的忠誠，終於說服女王面向世界為戴安娜送去了感人的悼念。佈雷爾成功地保護了王室，更重要的，他順應了民心！

    這僅僅是一個王妃的紀念。可是它所體現出的“領袖與人民同心”的事實卻讓我揮之不去。

    2001年，美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裡，近三千人在這場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恐怖襲擊中喪生，其中許多英國人也被奪去了生命。佈雷爾見到一些在這場災難中失去親人的家庭，還見到一位懷有身孕的女士——她的丈夫飛去世貿中心開會，他和他的孩子將永遠無法見面。還有一些父母失去了他們引以為傲的獨生子……世貿大樓的煙火讓憂傷的佈雷爾淚流滿面。反映在他腦子裡的第一個信念是：英國必須站在美國一邊，必須為死去的無辜生命呐喊。他第一時間到達紐約並進行了演講，他的講話摘取了桑頓．懷

爾德小說《對路易士雷的大橋》中的一段話，小說描述了峽穀上的一座橋的倒塌，造成了五個人的死亡。他說：“活著的人生活在一個世界，死去的人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連接這兩個世界之間的橋樑就是愛。只有愛能跨越生死，只有愛是唯一的意義”。

    於是，便有了後來的英國等國與美國並肩作戰，在世界範圍對基地組織的堅決打擊。

    可是，後來的戰爭使首相佈雷爾再次陷入深深的憂傷。

    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佈雷爾作出了英國參戰的決定。在佈雷爾的《回憶》中他寫道，這個決定的作出是非常痛苦的，因為戰爭就要死人，可是沒有正義的戰爭死的人會更多。僅80年至88年，兩伊戰爭總死亡人數達60-110萬之多，伊拉克60%的人口靠救濟活著，數百萬人背井離鄉．．．．．．戰爭消滅了薩達姆政權，可是也獻上了許多士兵的生命，包括伊拉克人民自己。佈雷爾說，因戰爭帶來的死亡是“難以用常言描述的悲慟，淚水，儘管已經流下很多，也無法平復這些傷痛”。他為那些早逝的生命難過，為失去親人而陷入無限悲傷的親人們難過。他痛心地質問，為什麼非得是他們的孩子、丈夫、親人在那個時間、那個地方、踏上那段征途，承擔那份使命和安排？

    伊拉克戰爭後的不長時間，恐怖主義的報復再次讓佈雷爾陷入困境——那天倫敦的地鐵和廣場連續發生四次爆炸，52人當場死亡，更多的人受傷。佈雷爾在回憶那天的情景時憂傷地說，52個有著家庭朋友、女朋友、男朋友、孩子的人，52個享受著豐富多彩的人生的人，52個那天早上起來根本不知道這是他們最後一次醒來或者與人吻別的人．．．．．．就這樣消失了。佈雷爾想到如果爆炸發生在自己家裡的親人身上，如果自己的小兒子利奧也在那輛地鐵列車上，在那輛公共汽車上．．．．．．他由此想到了那些犧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那些埋葬在巴格達或者坎大哈瓦礫下的其他人——他們的父親和母親的悲傷。

品味著佈雷爾的憂傷，我不禁想到了1949年以後的中國。

    從“三反五反”開始一個個人頭落地，到三年自然災害讓黃河兩岸遍野餓屍，黃土高原的亡靈以千萬計；還有甘肅省夾邊溝那些被莫名扣上“右派”帽子的知識份子被餓得抓地上的草皮吃，餓死後用破草席一裹拋到荒郊野外；再有那個更加恐怖的“文革”，讓北大、清華的教授們一個個被打得鮮血淋淋，上吊、自殺，跳河，既沒了寶貴的生命，更沒了做人的尊嚴。這些可怕記憶不會隨著時間流逝淡漠的，我們總是在問此時我們的領袖哪去了？領袖的人性哪去了？一個不懂得尊重生命，尊重人的領袖，他只能滿足於因權欲而生的獸性的狂歡，泯滅

的，是他本該有的，最起碼的人性。

    對比佈雷爾對喪失人和生命的深深的憂傷，不能不讓人對人類的信仰、理念、思想和文化作出理智的價值判斷。

    這種對比可能有點殘酷，可他讓人思考怎樣來辯別同屬於人類的善與惡，而不同的國家體制又是怎樣創造出完全不同的領袖呢？佈雷爾並不後悔自己所做的關於參加伊拉克等戰爭的決定，他使用了兩個字——“責任”。他要為因戰爭而死去的人負責，他更要為在獨裁專制及恐怖主義殘害下的人民負責。

    發生在中國半個世紀的政治運動中，幾千萬人的死亡又有誰來負責呢？又有誰負得起這個“責”呢？輕輕的一個“三七開”，便把千秋功罪掩藏在時間記憶的流動之下，人民沒有清算罪行的權力，只有拿生命做祭奠，竟邊唱“紅歌”邊撫摸遍體傷痕。

    2007年，佈雷爾離開首相位置後，繼續懷揣和平的願望奔波於世界各大宗教之間，並投身於中東、非洲各國的和平解放鬥爭中。那裡的饑餓、衝突和疾病，會激發他新的鬥志與智慧，也會繼續給他帶去無法解脫的憂傷……

    厚厚的一本《佈雷爾回憶錄》讀完了，我掩卷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