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慧曾先生對歷史多有研究，其大作《回歸中華》聲譽久播，是我經常拿起來翻一翻，查一查的讀物。

        林先生最近的文章《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先給我發來，我也因此先睹為快。也引起了我思想上的共鳴。我在此不揣淺陋，發表一點意見，以來求教于林先生，也希望引來其他高人指教。

        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我完全同意林先生也即唐德剛先生的觀點。其實我覺得對歷史分不分期，並無大礙。重要的是要老老實實的、實事求是地描述歷史。不要把歷史當成橡皮泥，想怎麼捏就怎麼捏。不要因為自己當了婊子就一定把歷史上所有的人都說成是婊子。也不要自己幹了點什麼好事，實際上歷史上別人也是這麼幹的，就一定要抹殺前人的，而說成是自己的獨創。

        中國歷代典籍，浩如煙海，分作經、史、子、集四大類，而其中的“史”最多，內容也最為豐富。可沒聽見說古人對歷史有什麼分期一說。

        只是到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更由於1949年的解放，馬列主義在國家的政治事務以及所有的學術領域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於是那些馬列主義的，或者不是馬列主義的但也必須用馬列主義的思維來解析歷史的學者們：範文瀾、郭沫若、翦伯贊等人，紛紛用歷史唯物主義所給出來的歷史五段論：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五種形態，套到中國的歷史上，演出了一場對中國的歷史進行分期的鬧劇。更為駭人的是，偉大領袖也在此冒充權威，插上一腿，致使與他意見不合的人蒙受大難。

        說是鬧劇一點也不假。先說原始公社制社會，這首要的條件是沒有私有財產，共產共妻，首領是女性，中國哪有這樣的歷史階段？於是找出個女媧來，可女媧是個傳說中的神話人物，即使確有其人，在她的前面還有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伏羲氏，而在她後又有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唐堯，虞舜等領袖人物。這些人物可都是些堂堂正正的男子漢大丈夫。所謂共產共妻，歷史上從無記載，也不能無中生有吧？硬是生生地在中國弄出一個本不存在的“原始公社制社會”來，你說這事有多荒唐！

        再就是所謂的奴隸制社會，這一歷史的階段如果存在，應該說已有完整的文字記載了。可中國根本就不存在長期存在於西方那樣的奴隸制社會！學者們對於中國社會的分期的種種爭論，也是因為所謂的奴隸制社會從何時開始，又從何時結束而引起的。本不存在的東西，非說它存在，並且還企圖說出個子丑寅卯來，你是能不矛盾百出嗎？打嘴架那是必然的。

        另外筆者以為，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如果沒有交集，沒有相互的碰撞、滲透、借鑒，各自的文明會有截然不同的形態，根本不可能有一條共同的發展軌跡。也就根本不會有這麼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學說，能夠準確地套到各國的歷史上。新西蘭的毛利人，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的黑人，西方人和亞洲人，每個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變化的軌跡。就是一個雲南省，不同的民族可能僅一河一山之隔，卻各自有決然不同的歷史文化。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民族？也許有幾千，上萬，也許有幾萬。他們自古至今，走過了怎樣的道路，我想根本就沒有一個什麼共同的發展模式。

        而林先生也即唐先生的觀點，將中國的歷史總結為三段式：封建——帝制——民治，筆者以為專門針對中國歷史的這種分類方法是恰當的。因為這種分類是對中國過去歷史的總結，是量身製作的，而不是從國外搬來的東西的盲目套用。

        而對於唐先生所認為的“中國從帝制轉到民治，這一轉型至少二百年難見其功”之說，筆者不敢苟同。筆者認為，儘管各自獨立從無交往的兩個民族的發展道路很難相似、相同。可兩個民族如果交集，不管這種交集是和平地交往，還是你死我活的戰爭，則兩個不同的社會模式、社會制度的高低、優劣便可立見分明，當然這有可能是一優一劣，也可能是互有高低。筆者第二個思想是，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學習的，是可以複製的，是可以原封不動地拿來或者是稍加修改為我所用的。第三，學習或者是複製別人的制度從而促使自己的社會發展、轉型，這種發展方式是所有發展方式中最為經濟，最為合理，也最為正確的發展模式，並且也最為快捷，是可立見其功的。

        僅舉兩個例子。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全盤學習蘇聯。在此之前的中國據說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新政權建立後一個早晨變成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吃上了大鍋飯。當時並沒有考慮什麼中國的國情，中國適合不適合這種制度，學了也就學了，並且是全盤地學了，中國不也就這樣過來了。至於後來出現了問題，有了以後鄧小平的改革，並非這個制度單單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其實，這個制度也不符合蘇聯的、東歐各國的，以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情。

        另一個成功的例子是中國的東鄰日本。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脫亞入歐，全盤學習西方，沒幾十年就崛起成為世界強國。1894年在東海大敗北洋水師；1904年在日本海全殲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1922年底建成當時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艦“鳳翔“號；1941年以6艘航母編隊奇襲珍珠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前後共建造了29艘航空母艦（其中4艘只下水沒完工），你看看日本是什麼樣的發展速度？

        無疑，日本為全世界提供了一個最為成功、最為快捷的制度轉型的例子。如果當初日本不是這樣乾脆俐落地做徹底地、根本地變革，而要顧慮什麼日本的特色，患得患失，日本有以後的快速發展麼？日本的經驗，為什麼不能在其他國家複製呢？

        至於中國的轉型需要多久，這就看領導者的氣魄了。當年學蘇聯一個早晨就發生截然的變化固然是太冒失了，可如果認准方向循序漸進不斷地變革，有個10年20年頂多30年，也就行了。如果領導人得過且過，推三阻四，患得患失，無所作為，一二百年不見起色，或者反反復複也有可能。

        總之，筆者以為，在過去，世界上的國家、民族是如此之多，各自都是稀裡糊塗地就過來了，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共同的發展規律；而社會發展到今天，全世界已經成了一個地球村，各國之間的交通、來往是如此地便捷，諮詢是如此地發達。各種制度的優劣，其實是誰都明白。向合理、先進的制度學習，既是人民的訴求，也是一個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2012年3月17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