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博物館

          在臺北只呆了三天，住在臺北火車站附近的一家飯店。這兒交通便利，外出可以省去不少乘車、找車的時間。該飯店是基督教青年會開設的，物美價廉，服務也屬上乘。因為臺北之行已是會議之外的項目，要自掏腰包，所以這樣的飯店正是我們所希望的。

         那天我們幾個隨便出門走一走，卻信步來到了省博物館。這是一個歷史博物館，專門陳列臺灣省原居民所遺留的各種的歷史文物。我們一看環境很優雅，就決定順便“到此一遊”了。我們幾人雖都來自新西蘭，但舉止言行難改，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一眼便看出是大陸來的遊客。因為大陸遊客極少有人光顧此處，於是更判斷我們幾人是來“作學問”的人，對我們十分客氣。

        裡面的陳列與奧克蘭博物館中的毛利陳列館竟是驚人的相似：原始而簡陋的居屋，原始而簡陋的生產和生活用具，原始而簡陋卻充滿美感的各種飾品和藝術品。尤其是有大量的木雕藝術品，其造型、其技法，與新西蘭毛利人的木雕藝術品竟是毫無二致。所有這些也表明了，不管是新西蘭的毛利人，還是臺灣原居名，在很早以前，在很原始、很落後的生存狀態下，也不乏對於美的追求。

        我們也探討了毛利人與臺灣原居民在血統上的聯繫。工作人員說這也是他們致力於研究的課題。一般說來，臺灣原居民有南來說，西來說，東來說幾種，迄今並無定論，不過以南來說占上風。若此說成立，臺灣原居民的血統當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這些國家的人民有更多的關聯。

        工作人員還向我們介紹，臺灣原居民原來被劃分為9個不同的種族，應一些族群的要求，如今臺灣當局的有關部門對原居民種族的認定增加為14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臺灣對少數民族有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於是一些人自立山頭，這樣便可以獲得更多的政策上的好處。

        工作人員說，這種做法與“人類學”、“民族學”的科學的分類方法並不相符，因此並沒有得到學者們的認可。臺灣這方面的學者還是堅持臺灣原居民只有9個的分類方法。

        我們向他們介紹，大陸也有類似的情況。其特點是有不少的漢族人要求改籍為少數民族。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於大陸也有各種的對待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於是受利益的驅使，一些人寧願去做少數民族，不願再做漢人。他們提出的理由和根據一般都是，在多少多少年之前，他們的祖先為了躲避戰亂，隱姓埋名，冒充漢人遷到某處定居。如今要恢復原來民族的身份，認同並延續祖宗的香火。應該說這些歷史情況都是真實可信的，任何人也不會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去隨意更改自己的祖宗。他們想恢復歷史的真實和他們原來的身份，這種要求既正當，也合理。然而這種情況也明白無誤地說明，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儘管民主改革的步履緩慢，卻也並沒有虧待它的少數民族。

        人們說事論事必須是則是，非則非，就事論事，一碼是一碼。

——臺北故宮博物院

        到臺灣，故宮博物院是一個不能不去的地方。因為此處珍藏著中華民族歷代積累下來的珍寶中的珍寶，精華中的精華。

        這要從滿清帝國說起。那時人們是多麼熱愛自己的皇帝？（天知道是真心熱愛，還是被逼無奈？）於是人們把所能獲得的最珍貴的東西，奉獻給皇帝。這樣經過近300年不斷地積累，故宮已成了擁有巨大的數量的文物珍寶的寶庫。

        到了1911年滿清皇帝下野，按照與當時北洋政府的協議，溥儀繼續在故宮做大牆內的“皇帝”。直到1924年，溥儀才被驅逐出宮。這期間，故宮寶物被溥儀及皇室人員盜出送人或賣出1200餘件，皆是故宮珍藏中的精品。

        1931年日本發動9·18事變，之後更步步緊逼中國。為保護國寶不被日寇掠奪，國民政府決定將故宮寶物，連同承德避暑山莊、瀋陽故宮轉來的文物，以及頤和園、國子監的文物裝箱南運。這工作持續了幾年，南遷文物共五批19557箱，經海路先到上海，再到南京。之後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第二次淞滬戰爭，南京危急，這些文物再次西遷四川。在經過八年的抗戰，45年日本投降，旋即國共兩黨的戰爭再次開啟，結果是，國民黨敗退臺灣。國民黨再次將這些文物運往臺灣。經過這近20年一系列的周折，最後只有少部分運抵臺灣，占當初從北京裝箱南運文物的22%。其餘的都到了那裡去了，有沒有落到日本人手中？或是遭土匪劫掠最後散落民間？又有多少最後又輾轉回到了北京故宮？筆者不是這方面的研究學者，也就說不出個子丑寅卯來了。

        筆者對這一系列的遷徙過程有如下看法：最初為躲避日寇的劫掠，國民政府將這批文物先南遷，後西遷，都是很正確、很英明的。但後來國民黨政府敗走臺灣，也將這批文物攜走，則沒有任何正當性。這些國寶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的，並非屬於哪家政權，哪個政府的。你走就走吧，你可以帶著你的老婆孩子走，你可以搬著你的衣箱走，但你無權搬著國寶走！因此筆者認為，不管是臺灣故宮的文物，還是北京故宮的文物，它的所有者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到達臺灣的這批文物的屬性，和當初運往臺灣這件事在法理上的定性，只能由這批文物本身的屬性和遷運行為本身的性質作出判斷，不能拿後來“文革”中大陸上發生的對文物的大規模的毀滅行為說事。

        事情只能是就事論事，一碼是一碼。說實在的，文革中肆虐的那幫人，對待文物的作為，連日本鬼子都不如！但也不能反過來證明，文物搶到手，保護下來，便有了合法性。

        再實事求是地說，這批文物到達臺灣後，得到了很好的關照。臺灣當局為它們修建了一個巨大的類似宮殿的棲身場所，供文物保管，也供群眾參觀，學者研究用。這些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管和保護，也很好地發揮了它的社會功能。

        如今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館藏共70余萬件，而一次展覽只能展出5000餘件。即使這5000餘件的展品，筆者從走進到走出全部看完，足足用了4個多小時，已經是精疲力盡了。一進展廳首先看到的是商周時的青銅器。對待文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統治者偏愛青銅器，尤其是“鼎”，他們一直把鼎看作是“權力”的象徵，所謂“定鼎中原”，便是此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初國民黨政府雖“定”了“鼎”，卻失去了“中原”。事實證明，只有得到民心，才能得到“中原”。國民黨當年留下的慘痛教訓，不是很值得今天的人好好地反省嗎？

        而文人看重的是古籍和字畫，女人喜愛的是珠寶玉器。臺北故宮的館藏，上述三部分所占比重也較大。其中周宣王時期的“毛公鼎”，上面有497個銘文，西周時期便有如此精細的鑄造工藝，讓人歎為觀止。還有著名的“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合稱為臺北博物院的“鎮館三寶”。

         珍寶太多，也就不再詳細介紹。 

         讓筆者糾結的是，不知何年何日兩岸的故宮珍寶，才能合二而一？

                                           2012年1月27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