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封疆大吏——廣東的汪洋和重慶的薄熙來，為著“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問題打起了口水戰。爭論的焦點是做蛋糕和分蛋糕，究竟孰先孰後和孰輕孰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很長一段時間了。直到今天，對這一問題的爭論也一直沒有間斷。無非是有的人說汪洋有理，有的人薄熙來正確，還有的“學者”很會“辯證”，經他這麼一“辯證”，二者就“統一”起來了，據說一點矛盾也沒有。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複雜。

先說“做蛋糕”的問題。做蛋糕涉及的問題很多，但主要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技術方面的問題，從婦女搖著紡車紡線織布到近代紡織工業，從出門騎馬坐轎到汽車飛機，技術的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是革命性的；二是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誰投資設廠，誰來幹活？但不管是技術問題還是生產關係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個社會制度的問題，還要受到社會制度的制約。

首先分析一下技術問題。自從有了牛頓，才有了近代的科學技術；自從有了焦耳，才有了蒸汽技術，解決了動力的問題；自從有了法拉第、麥克斯韋，人類才懂得了電，才有了電氣化、自動化…….這些科學的巨匠固然偉大，但他們對於科學技術、人類文明的貢獻，與一項偉大的制度相比，也還是微不足道。

這項偉大的制度便是“專利”制度。只有專利制度的設立，才使得科學技術得到廣泛地傳播，極大地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並且推動科學技術本身不斷前進。

如果沒有專利制度，誰還會把自己辛辛苦苦搞出來的技術拿出來示人呢？誰還會投入人力物力去發展新的技術呢？擁有技術的人只好把自己的技術隱秘起來，成為“祖傳秘方”，甚至“傳子不傳女”，保證自己一家人受益，絕不讓自己的技術傳播開來。技術既得不到廣泛的傳播，也就沒有機會使得他人在原技術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第二代、第三代技術，甚至第N代技術，使技術本身不斷向前發展。要知道，近代的任何一種專業技術，比如汽車，比如飛機，都是由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幾百萬單個的技術進步，經過不斷地積累、迭加，才達到了如今先進的技術水準。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專利”這一制度的保障，便沒有近代科學技術的傳播和發展，也不會有牛頓、焦耳、法拉第、麥克斯韋這些科學巨人的降世。

再看一下生產關係方面的事。把一項科學技術形成生產力，變成實實在在的商品，更是離不開先進的社會制度的保障。這裏主要的是要有現代銀行制度、股份制和證券交易的制度、近代法律制度等等。現代銀行制度保證了在生產、交易過程中資金的自由、安全地流通和集中；股份制能夠集社會上眾多人的財力，去開發一項耗資巨大的產業；而證券交易可以使人放心地對未來，甚至是十分遙遠的未來進行投資，因為有證券交易可以隨時規避風險，隨時變現；而一個公正並且行之有效的法律體系，隨時對上述經濟活動中的違規行為進行裁處，才能保證上述的一系列過程平穩有序地進行。

下面說一下分蛋糕的問題。其實分蛋糕的問題從本質上是一個社會公正的問題。至於它與“做蛋糕”的問題經過這麼一“辯證”，即可“統一”的說法，並不一定，也不必然。一個極端的例子是，當年希特勒押解著敵國的戰俘和勞工，還有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押解著大量的華工，在鐵絲網的包圍中從事著大量的慘無人道的勞作，那勞動的效率是沒說的，成本的低廉也是沒比的。扣到我們做蛋糕的題上來，做多大的蛋糕都是能夠做到的。更極端的例子是，人可以讓馬拉車，讓牛耕地，而從來不必考慮給馬和牛的分配問題。

問題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全體人民，都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不是帝國主義分子槍桿下的戰俘或勞工，更不是牛或馬。這就必須在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過程中，充分考慮他們的權益，分蛋糕時讓他們獲得他們應該獲得的份額。

具體操作起來問題很多，至於怎樣才算是公正，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是每人平均一般大，還是按著貢獻的大小多勞多得，按著權利的大小，官大多得，老百姓少得？如果按貢獻分配的話，這貢獻的大小又如何的衡量、界定？

筆者以為，這公平、公正，首先是過程的公平和公正，只要保證了過程上的公平公正，那分配結果的公平公正也就容易解決了。要想保證過程的公平公正，必須在任何過程中，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權力和平等參與的機會，既不被人壟斷，也不被人“代表”。

以做蛋糕為例，必須所有的人都可以按著自己的意願建麵包廠，而不能讓個別人把建麵包廠的事壟斷起來。如果一壟斷，他可以一元錢收購麵粉，然後100元1000元出售麵包，別人是乾瞪眼，一點轍也沒有。其實這個問題基本上已被鄧小平解決，中國在這方面的進步還是有目共睹。但現實情況也還是有不少的問題，個別的行業，比如電信業，還是被人壟斷著。本來中國的人口密度大，鋪設光纜的成本低，勞動力成本也低，與新西蘭相比，中國通話收費應比新西蘭便宜才對，可實際上收費卻比新西蘭貴得多！

蛋糕分配的公正，首先是分配過程的公正，這就必須讓利益相關的人共同地參與這一過程。首先，由群眾共同制定蛋糕分配的原則和方案；第二，由群眾推舉大家信得過的人來操刀；第三，切蛋糕時大家要看著，對操刀人實行監督；第四，分得公正與否大家可以評判，讓大家說話；第五，對於分配過程中的可能的違規、違法行為必須能夠訴諸法律；第六，司法人與操刀人沒有利害瓜葛，操刀人不得對司法過程進行干涉等等。

分配的公正與否仍然是相對的，不管怎麼分配，最終分配的結果仍然還是會讓好多人覺得自己吃了虧。這是人之常情。不過只要所有的過程是公正的，並且是公開透明的，就肯定會得到大家的認可。

回到汪洋和薄熙來的問題，做蛋糕和分蛋糕到底應該孰先孰後孰輕孰重？筆者以為，二者無先無後同等重要。此點道理大家都明白，無需筆者囉嗦。但在這個問題的背後，還有兩點更為重要：

一、  不管是想做大蛋糕或者是想分好蛋糕，都必須有一個好的制度才行。如今做蛋糕的制度問題基本上（只是基本上）已經解決，因此如今才有了相當不錯的蛋糕。但分蛋糕的制度建設還差得較遠。絕不能指望出來一個“英明”的操刀人，會“公正地”分配蛋糕。中國人吃“英明人”的虧吃大了，還是制度來得可靠，更值得人們信賴。

二、  不要指望回到“火紅的年代”去，不要以為那時“人人平等”，那是假像。其實那時的人都是一顆把你擰到哪兒你就得老老實實地呆在哪兒的螺絲釘；是一隻讓你咬誰就得咬誰的狗（筆者也不能例外）。連國家主席都沒有一點的權利，十分可憐地、輕而易舉地就被別人弄死了，其他人還有什麼權利可言？

                                  2011年10月19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