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大學學制是五年。這五年是我一生中平靜而緊張的五年。

        因為大躍進餓死了人，雖然把這責任推給了老天爺，可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全國所有的人，包括造孽者自己心裏都明白。於是造孽者老實了幾年，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這些務實的領導人收拾殘局。這些人對幾乎所有的極左的政策進行了全面的調整。新的政策很快見了效，不管是工業，還是農業，還是教育，都從歇斯底里的亢奮中恢復了秩序。我們這一屆大學生成了改革開放以前唯一的一屆不被折騰，能夠在教室裏安安靜靜地念了五年書的大學生。

        不過我們還是結結實實地品嘗到了吃不飽挨餓的滋味。開飯前，食堂的門外便排起了長龍，打了飯後，立刻風捲殘雲，還沒有體會出飯菜的滋味來便稀裏糊塗地吞了進去。我們還有到天津的郊區農民收割後的菜園裏揀農民丟棄的菜葉的經歷；我們還有自己在校園裏種胡蘿蔔最後連蘿蔔纓子都全部吃進去的經歷。

        每個學生對大躍進的錯誤都心知肚明，並且這挨餓的滋味讓每個人都有了切切實實地體會。但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對党無比熱愛，對自己能夠走進大學校門心存感激。並且當時的大學生都有一顆熱愛祖國的火熱的心，學子們畢竟看到了解放後祖國的長足發展，大躍進的錯誤被糾正之後，國家如果能就此平穩順利地發展下去，不被折騰，再有個三、二十年，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強國那是定而不可移的，這正是我們這些學子熱切盼望的事。

        我們的學習夠緊張。副校長吳大任領導著搞了個“學則”，不無對大躍進搞亂了的教學秩序進行糾正之意。可這個學則嚴厲得有點太過火，很多學生成了這“學則”的犧牲品。

        以我們班為例，剛入學時共27個同學，三年下來便淘汰了9人，其中有兩人勸退回家，七個人留級。尤其是四大力學加上《數學物理方法》幾門理論物理課，每次考試下來之後都是哀鴻遍野，考個三分及格就不錯了。我不算優秀，總算是順利地挺過來了。

        我入學時還是“白板”，沒有入團。我們班的“白板”只有兩人，另一位楊姓同學，是我的好朋友，畢業後在北京工作，可惜於前年因肺癌去世。

        作為“白板”，當然不可能當“官”，我在班上什麼“官”都不是。並且我在任何方面都不突出。夠不著的葡萄也就不覺得甜，連做官的欲望也沒有了。

        由於我是貧農出身，中學轉過來的檔案中也有很不錯的介紹。並且我還有一個優勢：在班上年齡最小，才17歲，並且個頭還沒長起來，比幾個女生還矮，稚氣未退，自然受到學兄、學姐的關愛，於是我立即成了團組織培養的對象。

        當時已經全面地糾正了極左的政策，國民經濟也在全面地恢復之中。可這只能做，不能說。劉、周、鄧等像做賊似地小心翼翼甚至偷偷摸摸地在推行著他們的調整計畫。但三面紅旗依然高揚，全國依然處在極左的氛圍中。1962年國民經濟剛有點好轉，立刻有人調高了階級鬥爭的調門。似乎在用刀比劃著改革者的後心，時刻警告他們不可走得太遠，否則押上階級鬥爭的祭壇是問！

        極左思潮像瘟疫，吞噬著每一個人。我是團組織的培養物件，而且不久就履行了入團的手續，成了正式的團員。自然，我的思想也必須“左”的夠嗆，才能跟上形勢。那時候的政治還有一個特點，任何地方，任何單位都必須分出個左、中、右，先進與落後來。政治就是這麼個玩法，誰左誰右，孰真孰假，是耶非耶都不重要，要的是這個鬥爭、恐怖的氛圍，讓人時刻有所畏懼，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

        既然我是入團的積極分子，後來又成了新加入組織的團員，在先進與落後的排列中，我自覺地也“被自覺地”站在了“先進”與“左”的一方。

        就在畢業前的半年，在我做畢業論文的實驗室裏發生了一場頗為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矛盾的雙方分別是一個王姓黨員同學和一個鐘姓同學，其他的人也被卷了進去。由於當時我的身份和思想，我站到了王同學的一邊。鐘同學是一個正直、執著的人，只是為人太清高，眼裏存不下沙子。結果被搞得很狼狽，雖未受處分，畢業時被分配到邢臺衛生防疫站，當時被認為是很不好的單位。這件事更為令人痛心疾首的後果是，實驗室的吳葆剛老師也被卷了進去，他因為支持鐘姓同學而遭到整肅。後來連同他的妻子周萼老師一起被發配，調到唐山某中學當老師。吳葆剛老師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吳組緗的兒子，風度翩翩，一表人才；周萼老師也是名門之後，年輕貌美且氣質高雅。二位老師為人友善祥和，極具親和力，深得學生們的愛戴。二位老師被整肅，是否就因為這一件事，還是另有“案底”，我就不知道了。他們到唐山後情況怎樣，尤其是在那場大地震中能否躲過劫難，我也不知道了。我只盼望著他們後來有一個安定、美好的生活。

        我沒有忘記當年父親給我吃的那麼多的“窩頭尖”，我也沒有忘記父親對於我的“做大官”的期盼。可任何事情的發生都得有個條件，也因此大學的五年，是我離做官最遠的五年。

        可這五年思想離著黨的思想，黨的路線最為貼近的五年。對党和國家的領導人包括毛、劉、周、朱等無比熱愛的五年。

        但是後來形勢的發展，卻讓我對於領袖的熱愛打上了折扣。這原因就在於林彪主持軍隊工作之後，構築神壇，將偉大領袖越捧越高。其實一個領袖的威望，全在於他的平民化，人性化，一個實實在在，有血有肉，讓人看得見，摸得著的領袖，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熱愛。捧得太高，甚至裝神弄鬼，人民反倒難以接受。這是一個多麼簡單的辯證法，可是到了自己的身上，怎麼就不會用了呢？

        大概在1964年以後，學習毛著，天天讀的風氣傳到了大學的校園。我們每天必須讀半個小時，另外每週還有半天的政治學習的時間。我們學習這麼緊，誰願意在那些毫無價值的事情上花那麼多的冤枉功夫？《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這些文章，確實很美，但這美全在於它的樸實，它的親切，它的大眾化，非要把這些思想性並不高，文字功力也一般，與中學生作文差不了多少的文章捧到天上去，也讓人心生反感。

        但這反感和不滿，與對於領袖的巨大的熱愛相比，還是很小的。

        1965年大學畢業，我帶著對於領袖的巨大的熱愛和小小的反感，離開了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