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一些國內的新聞，似乎有那麼一段時間，針對老人的報導有了類型化的傾向。事情原型往往都相似，說是一位老太太在街上摔倒了，然後要麼是一位小女孩，要麼是個年輕小夥子，要麼是個什麼車的司機，上去扶起她。結果老太太反過去拉著那個好心扶她的人，嘴裡喊屈說被這個人給撞倒了，要賠錢云云。

這樣的社會新聞能吸引大量眼球，並且屢試不爽。因為故事打破了一種慣常的道德思維，似乎還原出了社會中一種“好心被當驢肝肺”的非典型現象。而且主角又是在傳統社會中“尊老愛幼”價值觀中的“老”。這麼多種反常集中在一起，能不受人注目都難。

具體的新聞案例本身沒必要多談，但有幾點額外的啟示倒是值得一提的。

或許這並不意味著“老人現在都怎麼啦”。這樣的現象大概一直就存在，不增不減。只是因為某個時段，媒體“心照不宣”或者“不約而同”地集中報導了這些案例，讓人們有了“老人變了”的錯覺。媒體經常會做一些諸如此類的“共謀”事情，儘管它們之間沒有商量過。

被類型化的老人，似乎暗示著某種異化的社會無意識。這種無意識可以為不道德行為找到言之鑿鑿的理由，比如我們可以面對摔倒的老人而不授以援手，並且自感理所當然。如果更危言聳聽地想一想，這種無意識，或許恰恰深刻地暗藏著我們社會中對老齡化的恐懼。老齡化意味著社會負擔，意味著包袱。眾口一詞的新聞正反映出社會中洋溢的這種想明說又不好明說的不道德。

我們也有理由去聯想，說市場經濟導致了整體的社會道德滑坡，“你看，連老人都這樣了”。或者這樣聯想，說一些個案的不道德的老人，使得整個社會傾向於選擇不道德的次生行為，比如冷血旁觀。這樣的因果迴圈圈是荒誕的，它喻示著某些深刻的矛盾性。這些矛盾性需要我們自己去打破，而不是說，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個旁觀者。畢竟人都有垂垂老矣的一天。

事實上不單單是老人遭到了類型化，年輕人同樣也常常成為社會憂慮的類型化對象。所謂的代際問題，到最後往往只剩下了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批判與指責。這樣的現象屢見於所謂的七零後對八零後的批判，以及如今八零後對九零後或零零後的批判中。你會發現，當初提出“某零後”這個標籤的人，或主觀或客觀地為這類批判鋪平了道路，因為這個標籤在使用者那裡是多麼的簡明扼要與乾脆好用。

為什麼我們總會憂慮下一代不如我們自己這一代呢？如果沒有合理可信的理由的話，那簡直就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無聊了。這種無聊的運轉機制卻是很簡單的。

話語權掌握在我們手中時，比如我們佔領了學校、企業、媒體、演藝圈、行政部門，並且成了家庭中的主人時，運轉機制的基本要件就有了。然後就是，我們不由自主地想向上面一代人說說我們的看法，但出於道德感不好過於直接去說道；於是轉向下一代人，這于道德與操作層面都是可行的。

因此，有資料可查的歷史上，大抵便出現了這樣一種似乎亙古不變的規律，那就是控制社會話語權的一代對下一代貼標籤，表示“語重心長”的憂慮，甚至是赤裸裸的抨擊。

等到那被“詬病”的一代逐漸更替掉上一代並成為社會中堅時，他們會做兩件事。一件是平反，通過有說服力的社會實踐或者沒有說服力的話語轟炸，有系統地證偽上一代所賦予來的批判，或者慢慢地修正上一代所貼的標籤的貶義。另一件便是針對下一代，重複著上一代人的苦口婆心。歷史就這樣樸素地循環著。

當然有時候我們會發現，怎麼也抑制不住評論其他代別的衝動，於是這就成了人類一種無法擺脫的宿命。到最後便是，該批評時還得批評，而且要認真去批評。說道說道本身，給我們添加了一些可以做並且可以確認我們自己身份的事情。人要是社會中的人，就得在這種互相牽扯的關係中彼此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