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高幹子弟，我有著天然的反感。這大概是小時候看《水滸傳》形成的觀念。你看那個高衙內，那小子是壞透了地壞，倚仗他老爸的權勢，無惡不作。害得林沖家破人亡，最後不得不上梁山落草。

        我還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古言。最近發生在河北大學的惡性車禍案，肇事者撞死、撞傷各一個女學生後，連車都不停，態度囂張，竟然說：“有本事去告去，我爸是李剛！”而他的爸爸李剛只不過是保定市公安局下面一個分局的副局長。我想，有其子如此，這李剛肯定也不什麼好鳥，否則，怎麼調教出這麼一個寶貝兒子？

        書歸正傳，接下來我要說習近平。對於也是高幹子弟的習近平，我對於他的印象卻一如他的名字，近乎平平。雖然印象平平，卻還是有著一絲好感，更有著一份期待。

        也許是我自作多情，也許是我要拍習近平的馬屁。畢竟這拍馬屁是人之天性，大概我老人家也不能免俗。話說回來，即使拍馬屁也不能閉著眼睛瞎拍，也得有點根據才好，這樣才能讓人相信。

        這根據之一，便是這習近平的面相和眼神。我不是相面先生，但我相信一個人的品德，一個人的修養，就寫在他的臉上；而眼睛是心靈的視窗，一個人在想什麼，首先就要由他的眼神輻射出來！

        習近平的面相是憨厚的。習近平的目光是和善的。

        這話有點空。也只能空，深入不了。

        實實在在的是他家庭的影響，我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話。

        習近平的老爸是習仲勳。我不敢猜測習近平主政以後會怎麼做，以及對中國，對中華民族的前途，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但我敢說，習近平的老爸——習仲勳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我還敢說，像習仲勳這樣品格近乎完美的人，在共產黨的高官中，也是少有的。

        這話要從當年的陝北革命說起。說起當年的陝北革命，還有一段糾纏了幾十年都糾纏不清的歷史公案，這就是“陝北肅反”。簡單說來，當初陝北有兩股革命武裝，一是“陝甘邊特委”，主要人物有張秀山、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人；另一股武裝是“陝北特委”，主要人物有馬明方、謝子長、閻紅彥、郭洪濤等人。

        順便說一句，上面名單的順序，只是個大概其。實際的情況是，都是小青年，大家一熱血，就革命了。經驗都沒有，水準差不多。開起會來七嘴八舌，爭論不休，組織、職務變來變去，“你方唱罷我登場”。要說哪個人最“英明”，“一貫正確”，那是後來編造的神話。只是後來劉志丹和謝子長犧牲得早，犧牲得早就不會“犯錯誤”了，於是後來這二人就分別成了兩派當然的代表。

        後來兩派合併了。合併了就可能產生矛盾，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大致說來，劉志丹派溫和一點，“右”一點；而謝子長派激烈一點，“左”一點。

        糟糕的是，後來黨中央派了個叫朱治理的“中央代表”前來搞肅反。那時中央左得很，時不時地搞肅反，在革命隊伍的內部抓“反革命”。這朱治理來到陝北，也就必然地要肅出點“反革命”來，否則無法交差。理所當然的結果是，較為溫和的劉志丹一派，成了他以及謝子長派中一些人的整肅物件。

        不想半路上又殺出一個程咬金來，正好此君也姓程。這就是從鄂豫皖出發長征先期到達陝北的紅25軍，其政委程子華、軍長徐海東，他們一到陝北，便把屁股坐到了謝子長派一邊。於是劉志丹等人陷入了滅頂之災。長話短說把，他們受盡了折磨，並且已經挖好大坑，劉志丹、高崗、習仲勳、張秀山等人即將被活埋。

        恰在這時，中央紅軍來到陝北。毛澤東一句“刀下留人”，救了劉志丹等人的命。兩派的是非對錯的結論，也來了一個180度的轉變。經此事件後，兩派在感情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

        劉志丹犧牲後，高崗作為陝北正確路線的代表，其行情一路飆升。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地位已大大超過彭德懷、林彪、鄧小平、劉伯承等一幫老帥。

        其實高崗是一個品質不好的傢伙。直到1954年，終於作為“反黨集團”的頭目被整肅，最後自殺了。

        在此對上一段的情況來一個小結：習仲勳在一系列險惡的鬥爭中，一直堅守氣節，實事求是，從不為自保或為其他動機而落石下井，陷害別人。

        時間又過了若干年。50年代末，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的妻子李建彤，寫了一本小說叫《劉志丹》，自然涉及到當年陝北兩派矛盾的那份公案。此事惹惱了當年屬於謝子長派，而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閻紅彥。他給小說《劉志丹》扣上一頂“為高崗翻案”的大帽子，反映給康生。你想康生那是何許人也？他揣摩上意，那是一揣摩一個准。為引起聖怒，他又給小說《劉志丹》加了兩大罪狀：剽竊毛澤東思想；把劉志丹寫的比毛主席還偉大。

        書中涉及剽竊的東西，無非是所謂“武裝鬥爭”和“農村包圍城市”。其實這發明權既不是毛澤東，更不是劉志丹。連黑旋風李逵都知道走“殺進東京去，奪了鳥位”這一武裝奪權的道路。而不管是大澤鄉揭竿，還是梁山泊聚義，也都發生在農村，沒有人傻得在九門提督的鼻子底下起事。

        果然偉大領袖勃然大怒。有一段專門針對《劉志丹》這本小說的最高指示：

       “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看這段“語錄”，看這氣勢，果然是泰山壓頂，一劍封喉！這就意味著又有人要倒楣了。

        這第一個倒楣的便是習仲勳。這事確實他也脫不了干係。一來當年在陝北，他與劉志丹就是一派，順利成章地推測是，吹捧劉志丹，他也會跟著沾光；二來在小說《劉志丹》形成的過程中，他也給予了一定的關懷。

        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這正是康生要入小說《劉志丹》以罪的真正原因。你想習仲勳與康生，一個為人正派持重，一個卻是奸邪無比，所謂冰炭不共器，兩人能沒矛盾嗎？更讓康生氣惱不過的是，他一貫甘當佞臣，壞事做絕，如今卻是在家裏坐冷板凳；而習仲勳此時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位置不能說不重，而黨內外威望也頗高。這口惡氣他能咽得下嗎？

        為此，習仲勳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就這點屁事，他前後罹難長達16年，其中坐牢8年。而在此案中受牽連的共一萬餘人。16年的屈辱，受盡折磨，但他始終實事求是，堅持正義，恪守人格，從不屈服於某些人的淫威，移禍於人，開脫自己，無端揭發、陷害他人。

         直到文革結束，小說《劉志丹》平反，習仲勳獲得解放。他立刻以極大的良知和勇氣，投入到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去。他主動請纓，於1978年4月5日，前往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廣東，出任省第一書記，成了首先實踐鄧小平的黑貓、白貓理論，第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人。正是他，不顧一幫左棍的指責、阻撓，按著鄧小平的指示精神，在一個小小的農村，劃了一個圈圈，成就了今日深圳的輝煌！

        一件小事很說明習仲勳的為人：他剛到廣東，時值文革肆虐剛過，民生凋敝，很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偷渡香港。而一些偷渡不成反被抓，被判刑的人也不少。習仲勳到關押處看望這些人，結果出現了極其驚人的一幕：習仲勳哭了！並且說：“這不怪你們，是我們沒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應用敵我矛盾的態度來對待他們。”

        一個有良心的人！一個有情義的人！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一個真正的人！

        1980年10月，他調回北京工作。他一直站在改革開放的風頭浪尖上，是胡耀邦等改革先驅的堅定支持者。

        他曾經這樣說自己：“我這一輩子沒整過人，沒犯過“左”的錯誤”。

        看似一句十分平常的話，可是從那時走過來的中國人，有勇氣、有膽量，敢於心懷坦蕩、光明磊落、大義凜然、毫不臉紅地說出這句話的，究竟能有幾人？

         1990年退休後，他又來到深圳，在此一住12年，直到2002年逝世。由此可見他對深圳感情之深，他對改革開放感情之深。

        他生，要呼吸著改革的空氣！

        他死，也要枕著改革的波濤！

        這就是習近平的老爸——習仲勳。習近平的相貌酷像他的老爸。但我更願意相信，習近平的身上流著乃父的血；他的胸腔裏有一顆乃父的心！我希望習近平一如他的父親，是一個不會整人，不犯“左”的錯誤，並且永遠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不斷深入，不斷向前發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