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五四運動]海峽兩岸以及海外中國人都很熟悉，因爲中國人尤其學術界對發生在九十一年以前的[五四運動]均持極高的評價。認爲是中國近代史中具有深遠意義的群衆運動，[五四運動]喚醒了中國各階層人民，讓中國人懂得以及認清了民族的崛起少不了“德”先生和“賽”先生。

  對[五四運動]筆者也有一份屬於自己的特別情感。説來話長，自小筆者就被告知一段關於先父如何參加[五四運動]的故事。因爲筆者是衆多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先父去世時纔十多嵗，因此沒有親自聆聼父親講述這段歷史。但是後來經常會聼姑姑以及家中其他年長者提起先父那段頗有些“險象”的故事。我聽到的説法是：先父當時剛剛二十，就讀於北京大學，習數學，後改經濟。所謂“正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又恰遇一戰結束，巴黎召開和會。中國是戰勝國，列強卻接受倭寇無理要求，要把原本應交還給中國的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小日本。可恨的是，徐世昌北洋政府竟然同意派去巴黎參加和會的以曹汝霖外長爲首的親日派的意見，並指示他們在和約上畫押。得風氣之先的學界聞訊無不譁然。對列強不公的憤怒，對倭寇的新仇舊恨，激起大量滿腔怒火的學生聚集到天安門進行示威，宣洩強烈不滿情緒。以北大爲首的衆多學子更趕至曹汝霖官邸趙家樓。最先學生們喊叫擾攘多時不得要領。於是有幾個身手敏捷的同學更爬上鐵柵，越柵而過。柵門打開之後更有大量學生湧入，也不知是誰點起了火，於是趙家樓更燒了起來。姑姑告訴我那首先爬進去的幾個同學中有一個就是先父，是他幫著把大門打開。不久員警殺到，逃走中先父被抓，更被投進監獄，這可把家人嚇壞了。於是多方設法營救。據姑姑說因爲當時祖父、叔公、姑婆都在北京，在北洋政府中也有一點關係，通過這些關係才把先父營救出來雲。

  對於上述這些説法，年少時也只管聼聼，沒有什麽太大的感覺。隨著年紀的增長，對[五四]印象的越來越深，開始囘想這些説法，有所思考。加上自己是學理工的，總有一份追索求真的癖好，很想知道真實情況究竟如何。但是那時處在訊息閉塞時期，尤其文革期間以及文革以後，老一輩往往不願意談及往事。所以對我來說，基本也只能持一種懷疑的態度。總認爲這些事也可能只是說說，事實可能並非如此，甚至有很大出入。

  三十年前我移居香港，在與臺灣親友重新聯係中，看到由臺灣的平遠人士所編《平遠縣誌》。內中（續編289-290頁）有雲：“林公頓……與曾養甫（平遠人，民國時曾任交通部長、負責興建錢塘江大橋、抗戰時期任滇緬鐵路督辦——筆者注）同學，年歲亦與相若（同班、同桌——筆者注）……民國五年畢業。嗣入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經濟係……”。由於在臺灣所編《平遠縣誌》中，先父被列入“叛逆類”（背叛中華民國——筆者注）因此對先父多有批判之言，對先父在[五四]的活動更未提及，筆者認爲也屬可以理解，不過總是證實了先父的確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

  此外，我慢慢認識到，[五四運動]、“火燒曹宅”都不是小事。以前所聽説的先父故事與此有関，很可能能找到什麽“痕跡”。而在香港可以讀到很多以前無法讀到的書，於是我總是有意無意的帶著一絲希望，看能不能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以佐證以前聼過的故事。事實證明了我的猜測，逐漸我在有關的書籍中不斷地也是偶然地發現紀錄我祖輩那一代人的許多不同事跡，記錄他們當年如何參加辛亥革命等等。下面可以摘錄一、二，如：“革命形勢飛速發展，迫切要求儘快組織起統一的中央政府，1911年11月下旬，獨立各省推派代表齊集南京，商討籌組中央政府事宜，並選舉臨時大總統。丘逢甲被推舉為廣東方面的三位代表之一。……時年十二月初旬，丘逢甲取道海路，啓程北上，隨行人員有丘復、丘心榮、林魯傳（筆者祖父）……。（《丘逢甲傳》，212頁，時事出版社，1987年）”；“辛亥武昌起義，清廷起用袁世凱，……張勛負固徐州，與北洋第五鎮將沿津浦路直攻南京，民國之勢至岌岌也。卒因固鎮、宿州（均在現安徽省——筆者注）連捷，張勛敗棄徐州，和議告成，民國統一，此兩役所關，固不大哉。而爲此兩役主幹之軍隊，則廣東北伐軍。而為廣東北伐軍之主幹將領，則中將林公（筆者叔公林震將軍）……。（臺灣《革命人物誌》第十七集，116頁，鄒魯（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筆者注）撰寫）”。

  筆者還找到有關祖父及叔公林震將軍的妹妹，我的姑婆林演存的許多資料“1911年，在她（指唐群英；秋瑾好友，湖南人——筆者注）和林演存、朱光鳳、劉其超的倡議下，成立了‘留日女學會’……並創辦《留日女學會雜誌》，這個組織是女權主義組織，也是救國組織。大會還決定成立紅十字會……”；“武昌起義爆發後，遠在國外的女留學生心潮澎湃，紛紛踏上了歸國之途……，東京女子醫學校學生蘇淑貞、蘇洵貞姐妹倆。他們與林演存、林貫虹、唐群英……等八人組成了女子紅十字軍，於1910年10月19日回國參戰……赴漢口從事救護活動。廣東北伐軍組建後，林演存又參加廣東北伐軍醫務工作……”；（《吳女士和葉女士》、《博愛丸的首次航行》，譯自《東京朝日》，1911年，11月15日和20日）”

  又有記載，民國成立之初，在毛澤東微寒之時幫助過他的慈善家、也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的湖南人熊希齡。毛後來從西柏坡進駐北京前就住在熊在香山的故居“雙清別墅”，毛澤東說過：“一個人爲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熊希齡作過許多好事”。熊作了什麽比較重要的好事呢？1912年熊希齡在香山建立浩大的“香山慈幼院”，佔地千畝，不是僅僅救濟，內有幼稚園、中小學、工廠、農場、運動場……，林演存以其人格、學歷以及對革命的忠誠成爲熊最得力的助手。筆者於是想起：直到來紐居住，有一位我叫“香姑”的表姑，她是我姑婆在那時收養的一位滿族女孩。九十多嵗才去世。筆者家鄉一直保留一塊長型麻石匾牌，上刻熊希齡為姑婆、先父書屋書寫的“闇香齋”三字。

  之後，中國大陸日漸開放，1984年由廣東官方直接領導下，各地開始編寫中斷多年的《方誌》。1992年《平遠縣誌》完成，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傳記二十五編《人物》中，可以查到先父與先祖父的條目。對先父生前用了兩千多字加以介紹，其中有如下紀錄：“林公頓，原名振齡……民國6年（1917年），畢業于平遠舊制中學。次年，考進北京大學數學系後轉讀經濟系……[五四]運動前後，曾認真閲讀《新青年》、……等進步報刊，……1919年，曾參加[五四]運動，被軍警逮捕……。”大陸官方所編的《平遠縣誌》基本反映了父親一生實際情況，家人也因此深感欣慰。

  從以上這些紀錄往事的書籍中，從這些地方誌中，我已可以完全確定那時父親以及叔公、姑婆他們的確居住在北京，也肯定認識北洋政府的一些官員或比較高級的官員。所以通過關係“營救”一事應有可能。

2  009年4月14日，《北京青年報》發表一篇文章，名叫《總統徐世昌力主懷柔 “五四”被捕學生終釋放》。該文由鹿璐撰寫，是根據“北京市檔案館”、“共青團中央青運史檔案館”的有關資料，在前人已進行的挖掘、整理、公佈的基礎上，與《北京青年報》合作策劃寫出來的一篇文章。現摘錄個中段落：

“‘火燒曹宅’是五四運動中轟轟烈烈的一幕，它揭開了整個五四運動的序幕，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

  “‘火燒曹宅’的當天就發生了軍警逮捕許德珩等32位愛國學生的案件。而這一案件也成爲整個五四運動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性事件。幾十年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的許德珩是32名愛國學生在這一事件中的代表性人物。”

  “查是日學生赴曹宅時，初因大門緊閉在外釁罵，迨後毀後窗實行搭肩跨入。……”

  “……據當時的親歷者回憶，軍警到達曹宅以後，見人就打，見人就抓”。

  “……最終有32名學生被逮捕，這32名學生是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驥、牟振飛、梁穎文、曹永、陳樹聲、郝祖齡、楊振聲、蕭濟時、邱彬、江紹原、孫德中、何作霖、魯其昌、易克疑、許德珩、潘淑、林公頓、易敬泉、向大光、……，其中北京大學生20名，……”

  “在牢房中學生們被嚴加監視，不許交談、不許走動、不給飯吃、不給水喝，受到了虐待和淩辱。……”

  《總統徐世昌力主懷柔 “五四”被捕學生終釋放》一文對後續情況還有精彩、詳細的描述，由於不是本文重點，在此就不予摘錄了。

  不過該文所公佈檔案中的“這32名學生”中第19名林公頓，正是先父！於是上述多種根據表明，筆者終于為先父找到了在那段歷史中他的痕跡。

  還值得一提的是，筆者一位二哥，1956年也考上北大，師從周培源習地球物理，他曾與我提過，他在一次展示北大歷史的圖片中，見過一張記錄學生爬進曹宅時的照片，裏面還能清楚認出一個頗像先父的年輕人……。二哥還不無得意地說過，先父在北大時是北大足球隊守門員，而他也是北大足球隊的，而且也是守門員。我想怪不得當年父親能與幾個同學先行爬入曹宅了，守門員總是身手敏捷一點嘛。

  筆者深信，每個人都有自己值得回顧的往事，有很多讀者有他們光輝燦爛的故事，只是未有或不想敍説。對於筆者來説，[五四]，這個中國現代史中極爲重要的運動；“火燒曹宅”，這一[五四運動]走向高潮的導火綫；從小被告知先父與這些事件的一點關係；加上自己未有機會聆聼先父的講述。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自己感到有其一定特殊性，並非每個人都會恰好踫到的特殊性。這也促使筆者在好奇心推動下產生一種自然的尋根問底欲望——一種每個人都會有的欲望。上文僅是紀錄筆者在這種心理推動下，尋找家族中這件小小往事的心路歷程。所述之事在歷史長河中微不足道，本不值一提，更不值得炫耀！筆者絕非也不敢心存此意。不過自認爲可以寫成小小文章，也許在紐西蘭這個相對較小的國度，相對較小的華人世界裏，存在一定的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