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我就拜读过高尔泰先生的文章。

    1957年，我十九岁，被打成右派，那时，北京《新建设》月刊刚发表高尔泰先生的处女作《论美》。我记得，我是躲在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偷偷读他这篇文章的。那个时候，年轻的我对于美学还不怎么了解，只感觉他的文章很“异类”，对当时流行的观点“美是客观存在”唱反调，认为美是主观的，是人的感觉的评价，无异感觉本身，并且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取决於各个审美者的不同心境。他还说，审美活动是心的创造，艺术创作不是现实的复制，而是灵感的表现。

    在当时那个年代，居然有这么一篇“唯心主义”的东西，不是和客观的“唯物主义对着干吗？而且居然还敢大胆发表，不是自找麻烦？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这篇文章立即掀起一场美学大讨论，厄运开始降临在他的头上。不久，他就遭到批判和围剿，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戈壁滩、沙漠中进行劳动改造，整整二十三年。在此期间，我一直漂流海外，一直挂念他，留意他的行踪，但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也无从打听，仿佛销声匿迹了似的。

    直到八十年代，我又重新看到高尔泰先生论美学的书。1982年之后，他陆续在甘肃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并发表了一些论文，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当时在大陆风行一时，引得洛阳纸贵，连在海外的我也得以闻知，特意找来看。

    他的文章写得很“美”，充满诗意。我还记得他在《美是自由的象征》中说，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在他看来，美的意义是人类赋予的，许多没有生命的死的东西，之所以美，是因为他表现了人类美感的形式，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主观感受，就没有美。只有人存在，它才存在。因此，“有没有客观存在的美”呢？对此，高尔泰做了断然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美是自由的象征。

    对于美学我是外行，

   但我钟情于他那炉火纯青的文字，质朴而细腻，用感性的文字描绘出精美的画面，不时闪现着哲学智慧的光芒，

    有朋友告诉我，在美学界，他和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齐名。

    我听后，对先生更加折服，之后，更加关注先生的文字，可惜并不多见，这让我心存遗憾。直到近年来，在《读书》《今天》等杂志上看到他的一些散文，依然充满力感与诗意，也得以知道了他的一些故事，让我唏嘘感慨不已。

或正如他在《面壁》一文中所说：唐窟中最使我倾心的，还是雕塑……同为佛教诸神，却各有个性。阿难单纯质朴；迦叶饱经风霜；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脚，像是刚刚从风灸土灼的沙漠里走来，历尽千辛万苦，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惧，也没有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138窟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姿势单纯自然，脸容恬淡安详，如睡梦觉，如莲花开，视终极如开端，不知不觉征服了死亡。

    作家高伐林曾拜访过高尔泰，他当时很有感触地写道：“避开政治漩涡，政治漩涡却屡屡将他吞噬；想远离尘世喧嚣，尘世喧嚣却往往挥之难去。然而，迭遭时代翻覆身世甘苦，却能童心未凿一派天真；受尽挫折频遇算计，却能葆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激情……他就是高尔泰。”

    二

    让我遗憾的是，虽然拜读高尔泰先生的文章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却一直无缘与他相识。去年，在拉斯维加斯一次文联餐会上，我终于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我所敬仰的高尔泰先生。

    后来，他的夫人小雨告诉我，我才知道了高尔泰先生的详细生平。先生江苏高淳人，1935年出生，少小就外出求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支边”，21岁时因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随后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改造，在那里九死一生。1962年春解除劳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爆发后受批斗，后在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后，辗转兰州、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大学任教。1989年之后，已年过花甲的他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先后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成都四川省看守所。1990年春节前“结束审查”。1992年6月经秘密通道离境，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得到政治难民庇护。去年来到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拉斯维加斯定居，这也让我终于得以有机会见到这位我心仪已久的美学家、哲学家和画家高尔泰先生。

    我原以为一生都在追求“美”的他，一定也会把自己修饰的很美。见了面，才发现他身材高大，状貌粗犷、衣着朴素、言辞木纳，不像一位学者，更像一个农民，眼睛经常眯成一条缝。他的听力不是很好，坐在那里并不怎么说话，聊聊几句话还是他的夫人小雨给翻译的。

    在那次会上，他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作《寻找家园》，我回赠给他一本我的小说《医生情路》。当时，拿到他的书，看到书名，我心里有些纳闷，他怎么会取这么一个普通的名字呢？回到家中，我便开始认真阅读他的这部记录了他大半生的散文集。

    在书中，他叙述了1957年发表的、引起美学大批判的《论美》的写作经过。当时，他在兰州郊区一个中学教书，心里充满困惑，他不相信“一种用一代人作肥料去滋养另一代人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因此也不相信，“那只以此为理由强制地给每一个人分配角色和任务的看不见的手，代表著唯一的最高真理。”但没人理解他，他想起曾读过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他的三部传记》，感动莫名，便给译者傅雷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的困惑。傅雷很快给他回信了，批评他的思想脱离唯物主义，真理就在眼前，他却视而不见。这让高尔泰感到不甘心，于是写了那篇一万多字的引起轩然大波的《论美》，整整齐齐抄了两份，一份投寄给北京［新建设月刊］，一份他送去给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褐夫。徐褐夫曾在苏联长期担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自然辩证法赫赫有名。在看了高尔泰的文章后，也给高尔泰写了一个八千多字意见。那个意见深刻而丰富，让高尔泰极为敬佩，然而和后来许多批评文章一样，认为他的主观论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半年后，1957年2月，《新建设》发表了高尔泰的《论美》，同时加上编者按，表示不同意，说是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刊出以供讨论，并预告下期将刊文进行批评。接着，《新建设》、《文艺报》、《学术论坛》、《学术月刊》、《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批评它的文章，一致认为高尔泰是唯心主义。有的文章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唯心和唯物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它贯穿著整个哲学史，有的文章不那么尖锐，但政治立场同样鲜明，这让他感到奇怪，为什么所有的人，包括一些大知识分子都那么坚信马列，众口一词呢？甚至有人反问道，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但这不仅仅是学术大辩论，更是一场政治批判，不久，厄运就降临在他的头上，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分配到酒泉农场改造，在那里九死一生。此后，苦难如梦魔一样一直追随着他。

    读到此，我终于明白高尔泰先生为何把自己的散文集取名《寻找家园》，不禁掩卷长叹，老泪纵横，羞愧莫名。1957年，我也被打成右派，后来分配到宁厦工作。然而，不久我便逃亡海外，几乎忘却“家园”。而他，却拥抱着苦难，一直寻找着“家园”。

    读毕《寻找家园》，已是天亮时分，我心中涌起与高尔泰先生见面的冲动，立即拿起电话，给高尔泰先生留言，希望能与他见面长谈。第二天，他的夫人小雨回电，我们约好在百乐宫见面。于是，我又得以第二次见到高尔泰先生。他依然是那个样子，言辞木纳，眼睛眯得小小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我说，高先生，你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听了，也只是哈哈大笑。

我说，北岛说，有些人很难归类，他们往往性情古怪，思路独特，不合群，羞怯或孤傲。他把你也归为其中一个，不遭人喜欢。高尔泰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我说，你耳朵不灵光，何不带助听器？他说他喜欢清静的日子，平日在家读书作画，自得其乐。我说人们把你和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双提并论，如今朱、宗、蔡均巳作古，只剩下你和李泽厚，而你和李又是不太对劲，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和李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他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从学术的角度，归钠了四种看法：一，高尔泰的主观论；二，蔡仪的客观论；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李不同意他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有抓辫子，没有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他给李写了个信，谢李没落井下石，赞他有学者风度。李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他们都年轻，他二十一，李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么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后来到北京，才第一次见到李，李示他长诗一首，开头是［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麈谈笑间。］他也写一诗答李，未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他对李说他这句，和你那两句，象徵着两种不同的命运。李笑说他是不了解情况，我的命运只是略好而巳。话题又转到傅雷和徐褐夫，我说，他俩是惜才，不忍你受难，才批评你，可能内心是同意你的，他含笑不答，可能心有同感。又谈到余秋雨，我说你的《寻找家园》和余的［文化苦旅］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余顺应潮流，名满天下，成了大富豪，而你老兄却象一个苦行僧，可能还是穷光蛋，他笑说余比他聪明，又能说会道，他自已不会讲话，象个哑巴；看著让我不禁想起作家徐晓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一文中，对高尔泰深情而准确的描述：“不随俗，已经不易。不从雅，则更不易。与另一些声名远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识分子不同，高尔泰的辉煌是货真价实的，有他虽不是跌宕浩繁但独树一帜的文字为证；有他虽没有流行的效果但潜在而持久的声望为证。……不管是大起还是大落，不管是行文还是为人，高尔泰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般的悲壮，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他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他敏感，但不脆弱；他唯美，但并不苛刻。”

这就是高尔泰。

作者(左)夫婦和高爾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