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国之前，因为工作、生活的关系，与中国警察打交道的机会不少。那好的事情都不太记得，而受过的窝囊气却一直耿耿于怀。佛家说，人生忌戒贪、瞋、痴，我却不大容易去除这毛病。

上大学时，假期回家，由于从南京到贵阳没有直通列车，每次都必须到上海转火车。那还是八十年代，还没有九十年代以后兴起的民工潮，拥挤程度没现在那么糟糕。但假期里满地里都是学生，也够要命的，尤其是上海北站那窄小的中转签证窗口，简直是水泄不通。寒假里，大学生们顶着凛冽的寒风，一下火车，马上奔向这里。有时候要蜷缩着身体从半夜等到日出，翘望着那紧闭的窗口。只要窗口一打开，人们便蜂拥而上，犹如上战场拼命。不怪学生们不守规矩不愿意排队，僧多粥少，要排队保准签不到票。每一次，我都是利用从《植物学》所学的“边缘效应”，从墙角的侧翼进攻，成功地签到转乘车次。有一个假期，还是在上海北站，又一次如法炮制，因太专心致志挤票，没留心周围的变化，突然间头顶被“砰”地猛击一棒，差点儿晕菜。原来来了一队铁路警察，一个个挥舞着橡皮警棍，冰雹般打在人们头上，狠极了，就象在攻击仇敌。挨打的人们连吱声的胆量都没有，唯有抱头鼠窜闪避。那年代，大学生被人们誉为“天之骄子”。这些“骄子”看来在警察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东西，如此可怜的“骄子”恐怕也就中国才有。

另外一次被警察欺负是在多年以后。父母从家乡县城到贵阳看我，回去时我不想麻烦别人，自己跑到联运公司替父母买火车票。排队的人很多，便到队列前面去问售票员何时下班。征得排队的人同意，我趴到窗口前，还没等我开口询问，一个小警察便过来，凶神恶煞地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拖了出来。我解释说自己不想插队，只是问问什么时候关门，好在下班前赶来。人家哪听咱解释，伸出指头指着我的鼻子，叫我滚。咽不下这口冤枉气，回去打了个电话给市公安局组织处，结果那个小警察被他的头头领着到我办公室赔礼道歉。人家说了，要是您一开始就告诉您是哪个单位的，就不会这样了。同事们都笑我自讨苦吃。买票这样的事哪需要自己亲自去做，一个电话不就有人办了。我连声说是，这回学乖了，真正明白有权不用是傻瓜。可是心里就在问自己了：要是我不是这个单位的，就白挨了？可不嘛。

在中国，平民百姓都知道，警察是管人的，惹谁也别惹他们。

而二OO二年在深圳，与警察以及两位公安协管员打了一次交道，结果与往常不太一样。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的每一个细节。

隆冬二月，而深圳却并无寒意，中国传统的春节临近，城市里到处都装饰得红红绿绿，一派节日喜庆气氛。上天对深圳特别厚爱，春天都先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荔枝公园的树梢上已经开始绽出了羞涩的花蕾。红花岗地处深圳闹市中心，那里是这个城市的一处名胜。小平老人的巨幅画像就矗立在那里。我出入都是搭乘出租车，一来因为人民币与纽币比值的关系，坐出租车不贵而且方便。二来深圳的出租车服务不错。

好朋友亚兰是我的向导，她全家曾经在奥克兰呆过几年，她先生是深圳某大型公司老总，事业上放不下；加上希望孩子不忘却中国文化，于是举家回到了深圳。亚兰一路上认真、细致地向我介绍深圳的一切。那个下午，我们来到了红花岗公园，那里任何车辆都不能停靠。司机冒险把车停在公园旁边，闪着警示灯，催促我们下车。小平画像下花草葱笼的花园里，各种奇花异草争奇斗艳。我掏出照相机准备拍照，发现胶卷已用完，需要再买。这时才意识到钱包不见了。钱包与我的护照、来回飞机票、手机等都放在一只皮夹里，刚刚下车时，匆忙间把皮夹忘在了刚才那辆出租车上。亚兰很着急，说咱们报警吧。当时的我心里非常平静，不，与其说平静还不如说是一种绝望的麻木。我说，没用。钱包里虽然没放多少钱，但那只手机至少价值上千元。另外那本护照如果落在有些人手里，是可以卖到钱的。根据亲身经历的以及听到的故事，我已绝望地认为东西是丢定了。没有护照和机票，我将不可能搭乘飞机到贵阳，也就没办法回到阔别多年的父母身边与他们一起过春节了。甚至连回奥克兰都成了问题。过了一会儿，思维重新回到脑子里，我认为唯一可行的就是如何与纽西兰驻粤领事馆联系补办护照或其他临时旅行证件。

亚兰没有放弃，她看见红花岗交通岗亭出来一个交通警察，便把我拉了过去。她告诉警察说我们丢了东西。这位辛苦了一天的警察说：我现在下班了。亚兰说，这位先生是刚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华侨，包里有证件及机票，非常重要，请帮帮忙。不知是亚兰的诚意触动了他，还是“华侨”两个字使他改变了注意：

“好吧，你们记住车号了吗？”

“没有。”我回答说。

“那怎么帮呀？车海茫茫，上哪去找那辆你们乘坐的车。再说，即使找到，如果司机不承认，我们也没办法。他完全可以说，没看见。更何况，那辆车又不是你们的专车，一天上上下下不知有多少人，司机没看见就被别的乘客拿走了都是可能的。包里有联系电话、地址没有？没有？只有外国的？那怎么办？即使司机学雷锋，想找你也找不到啊。”

“等等，”警察的话提醒了我，我猛然想起，在车上的时候，极其偶然得我瞟了一眼司机座前的服务牌，“我虽然没有记住车号，但我记住了是腾跃出租汽车公司，而且司机的名字我也记得。”

这时另外两个穿灰色制服的人走过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红花岗公安分局的治安协管员。其中一位张先生建议说：

“给腾跃出租汽车公司打电话，由他们的总台跟出租车司机联系，就可以问到有没有拣到皮夹了。”

“我的手机没电了，”警察问我，“你的手机呢？”

“不好意思，我的手机在皮夹里，皮夹在那辆出租车上。”

“用我的吧。” 协管员张先生递过了他的手机。

这位交通警察用这只手机拨通了114查号台，问到了一个号码，说是腾跃出租汽车公司的。可是打过去是空号。

“打出租汽车服务总公司，他们应该知道腾跃公司的号码。”张先生又建议说。

“没人接，忙音。”警察合上了手机，把它交还了张先生。张先生试了几次，仍然没人接。

看来这只皮夹是找不回来了，每过一分钟，找回皮夹的可能性就少几分。人们都是一副爱莫能助的神情。突然间，一个主意闪现在我的眼前。对了，拦腾跃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他们车上都有无线通讯电台，他们可以跟公司联系！

我自己走上了街沿，盯着路上疾驶而过的出租车。深圳的出租车清一色都是红颜色，而且大多是长春“一汽”出产的大众“捷达”。要找到特定某公司的出租车并非易事。我看见了一辆腾跃公司的出租车，连忙招手，可人家连停都不停，接着几辆都是这样，不管是有客的车还是空车。后来才想起来，交通警察就在附近，红花岗任何车辆都不能停靠，谁吃了豹子胆敢停车？这时候只有求助于警察了。这位交通警挺帮忙，听我一说，看了看手表，想说什么欲言又止。人家站了一天马路，这时候早该回家歇息疲惫的身体了。他正了正自己头上的警帽，抻了抻警服，站到了马路中间。不一会儿，看到了一辆腾跃公司的车，伸出手打出停车手势，示意靠边。果然有效，车停下了。我们跟警察一起走过去，司机有些紧张，也有点不耐烦。冲着警察说：

“我哪做错了，您要拦我的车？我有客呢。”

警察想司机敬了一个礼，说：“有一位华侨搭乘你们公司的一辆出租车，皮包忘在上面了，请您帮忙，跟你们公司联系以下，找到那位司机朋友，看有没有拣到皮包。”

“可是我有乘客呢，耽搁我不要紧，乘客不乐意呀。”

亚兰赶紧上前：“您这趟搭客费用我们付，请您的乘客换乘另外一辆车，他们的费用我们也承担，帮帮忙好吗，求您了。”

司机回头征求乘客的意见，这对夫妻乘客说：“谁都有难的时候，我们换车，费用我们自己来，只要能找回你们的东西。”。一直帮我们的警察拦下了另外一辆计程车，我们一再坚持，抢付了他们的计程费，这对夫妻临走说：祝你们好运。我的眼眶里蓄满了感激的泪水。

司机接通了腾跃公司总台的电台。他与总台的对话挺有意思。

“总台总台，我是X X X X 号车，驾驶员X X X ，现正执行下午乘务，在红花岗被一位警察同志拦下，完毕。”

“警察同志为什么要拦你的车？完毕。”

“说有事要找公司，完毕。”

“警察同志也不可以随便拦车，有什么事要找公司？完毕。”

警察接过了话筒，介绍了情况，对方说会与那辆车的驾驶员联系，有消息会通知我们，问哪个电话可以联系。协管员张先生见大家都没有手机，就说：“留我的号码吧。”

 （在深圳，出租汽车公司敢责备警察随便拦车，看来这里的民主气氛不错，老百姓有一定的民主意识。）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5分钟，10分钟，没有出租车公司的电话。我的心悬在了嗓子眼里，越来越沉重，感觉越来越无助。张先生看出我的焦急，几次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都是忙音。亚兰这时也用张先生的电话给她先生说了一下情况。他先生立马给深圳市公安局、出租车总公司打电话，上纲上线，说如果这位华侨如果找不回皮包，对深圳市的影响很不好，甚至可能会打击外商的投资热情，影响到深圳的投资环境，如此这般。对方连声承诺一定想办法帮助外商把失物找回来。（我不知啥时成了外商了。）

张先生每隔两分钟给腾跃出租汽车公司打一次电话。终于打通了。对方说，司机找到了，包也找到了，现在正在往红花岗方向开来。警察、协管员，所有的人们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协管员张先生微笑着责备说：

“他们也真是，找到了也不及时给我们一个电话。”

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我仿佛第一次体味到什么是喜悦，什么是幸福… …

那辆熟悉的红色出租车出现了，开到我们身边。司机下了车，他手上拎着我那只黑皮夹。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热烈地握手。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底深处为我高兴。

有几个“如果”一直在我心里：

如果我不是偶然看了一眼那辆车的服务牌（平时搭乘出租车，我都不会记车牌车号。）；

如果深圳的出租车没有放置服务牌；

如果那位警察提前下了班，如果没有治安协管员张先生还在值班；

如果那位出租车司机不细心，如果他有一丝贪念；

如果这些人们都没有一颗助人的心；

如果… …

以上任何一个“如果”成立，这个故事都将是另外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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