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 道

        家里穷，穷得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小芙莲十四岁那年才第一次穿上内裤。那是她来了例假，妈妈赶紧用自己的裤子给改了一条内裤。宣传队里有许多男孩女孩，有的嗓音条件并不比芙莲差，可是他们唱歌纯粹出于爱好和娱乐，从没想到要靠唱歌过日子，他们被遮护在父母的羽翼下，不需要担心，也没有害怕，明天的早餐吃什么有父母操心。而芙莲除了嗓子好会唱歌，便一无所有，每次回乡看见家里吃不饱穿不暖的兄弟姐妹和妈妈，她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唱好，把全家救出去！”

        许多年过去了，商都县烈士纪念塔公园的那个角落里，深深的两个脚窝仍然依稀可见。那是她天天在那里站着练嗓踩出来的，无论春夏寒暑，她都站在那里练声。天冷了，她就使劲儿地跺脚，驱去刺骨的寒意。

        到县城二中宣传队没多久，凭着刻苦和努力，她成了队里不可缺少的台柱。在这个小小的宣传队里唱歌，不会有什么前途，但她没有别的主意，能做的就是每天练好嗓，唱好每一首歌。

        内蒙艺术学校（现为内蒙古艺术学院）每年都要到各县市招收学生。王老师推荐芙莲去参加考试。第一次考试，走进考场，她虽然紧张，但发挥得非常出色，博得了招生老师的赏识。考完后主考对她说：不错，等着通知到乌兰察布盟（“盟”相当于内地的地区）复试吧。她激动得不得了，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复试通知仍然杳无音信，第一次考试就这样无疾而终。她又等了一年，又第二次报名参加了自治区艺校考试，结果又重复了第一年的故事。第三年报考的时候，艺校主考老师认出了她：你怎么还来参加初试？为什么前两次复试你都没去参加呢？

       “我没有接到通知呀。” 芙莲疑惑地说。

   “奇怪了，两次都发了复试通知的。我去给你问问。”说完，主考老师去了二中校长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主考老师一从校长办公室出来，芙莲就迎了上去，急切地问是怎么回事。主考老师告诉她，因为她父亲的政治背景，县里扣下了她的复试通知书，没有通知她，而是换了别的考生。芙莲又气愤又难过，眼泪顿时刷的就流出了眼眶。主考老师把她拉到一边，悄悄地对她说，这次别等复试通知了，到了复试时间，直接去呼和浩特参加复试吧。凭她的水平，主考老师认为她一定会被录取的。

    芙莲找到王老师商量是否去呼市考试，王老师认为这是唯一的机会，同意她去。

   收拾了一个简单的包裹，带着从王老师那儿借来的20元钱，张芙莲坐上了去首府呼和浩特的火车。

     芙莲参加了在艺校的复试，主考们一致认为她条件不错。但是到了正式录取阶段，材料报到政审部门， 在她父亲的情况那里卡了壳，政治审查这一关根本过不了。这是中国那个时代的规定，凡是父母是地主、富农等不好的成分，子女在升学、就业等方面倍受歧视。象歌唱演员这类职业，属于“灵魂工程师”范畴，具有较高的地位，“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的子女没有资格问津。芙莲的父亲是所谓的“反革命”，更是“黑五类”中的最要不得的，上艺校根本是痴心梦想。

    坐在艺校门口的阶梯上，芙莲万念俱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还没开始度量人生，人生就给了她一记冷酷的打击。当时能想到的是：完了，不能唱歌了，这几乎是她生命里唯一可以倚靠的希望，如今却如肥皂泡般破灭了。这条路不让走，家里受穷受累的母亲、监狱里受苦受冤的父亲，还有破衣烂衫的兄弟姐妹，看来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我在飞快地记录着张蒙蒙的话语。听到这里，我插话问：“当时你有没有做什么打算呢？”蒙蒙说：“没有，只感觉到心里一片空白。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人生这条路不想再走了，挣扎了那么久，期盼得那么苦，得到的却是这么个结局，打击太大，走得太累了。”    想到家乡那贫困的生活，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苦难中的挣扎，她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如果说是自己没有能力、歌唱不好，也就算了，可自己倾尽全部身心向往的憧憬将要被终结在那自己不可能选择的家庭出身上面，她想不通。

   就在这个时候，张蒙蒙说，她遇到了一个恩人--沈浮老师。

    沈老师是艺校的声乐教师，科班出身，音乐造诣很深，她惜才爱才，考前给芙莲作了很有帮助的辅导。当芙莲来向她辞行时，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大脚趾都露在破旧的布鞋外面的农村女孩，她心里不禁一阵辛酸。一股慈母般的同情油然而生，她发现这孩子演唱时暴发力很强，天生对音乐有很到位的理解天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她毅然决定把芙莲留下来，就住在她家， 自己免费给她上上课，从理论到技巧都给她补补，等一段或许会有机会。

    芙莲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她吃住在沈老师家，沈老师不仅不收她一分钱，而且还把自己女儿的衣服送给她穿。每天，沈老师都为芙莲安排了严格、密集的训练课程。这是她真正接触到正规的声乐训练。这段训练为她以后的歌唱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天，沈老师打听到，乌海市文工团在招收演员，她打算推荐芙莲去试试。听到这个消息，芙莲高兴极了，恨不能立即插上翅膀飞到乌海。

    从呼和浩特到乌海要坐两天一夜的火车，她怎么也不放心让芙莲这么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女孩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叫她上了车就蹲在车厢接头处的锅炉旁边，那里暖和，夜里冷不会被冻着；而且经常有人过来过去，不怕有人抢她东西。还把给她的20元钱缝在衣服里面，叫她紧紧攥着，别让人给偷喽。送她进站台的时候，找到列车服务员一再央求，火车到乌海的时候提醒她，要不坐过站可就麻烦了。穿着沈浮老师女儿的衣服，小芙莲挥泪告别了恩师，登上了从呼和浩特开往西宁的列车。有沈老师慈母般精心的安排，她平安去到了乌海。

    煤炭在中国有个美称叫乌金，这个城市是内蒙古第三大城市，也是中国北方著名的产煤地，乌海，意思就是煤炭的海洋。风尘仆仆的张芙莲下了火车，找了个便宜的旅社住下，稍事梳洗，就去文工团报了名。

    考试那天，她显得十分镇定。沈浮老师的训练给她增添了信心。几首选唱和指定的曲目唱完，她从考官们眼睛里看见了赞许、欣赏的神色，但是太多的挫折让她已经不敢再乐观了，这时的她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心境。她住在旅馆里，静静地等着消息。她说，在走过的日子里，那几天时间过得特别慢、特别沉重，仿佛每一分钟都灌满了铅。

    公布考试结果的那一天，她几乎没有勇气去文工团。她害怕落榜，那将是又一次无情的伤害。她恐怕已经经不起哪怕一次的打击了。当她踯躅着走到文工团的布告栏前，艰难却又期盼地抬起眼睛，当榜首“张芙莲”的名字映入眼帘的时候，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下意识咬紧了的嘴唇有了痛的感觉，这才知道这不是梦，自己真的被乌海文工团录取了！

    她哭了，哭得昏天黑地；她接着又笑了，笑得欢天喜地。多年以后她回想当时的心情，就跟范进中举一模一样。

    那是她人生重要的里程碑。录取她的人们无异于她的再生父母。如果那次她不是被录取而是又被“政审”刷下榜来，那么这只百灵鸟儿就有可能不在人间婉鸣，而只能在天国里去吟唱了。她真的想过卧轨，结束自己刚走了十七八年的人生路，如果落榜的话。

    看来冥冥中的上天是慈悲的。后来才听说，在是否录取她的会议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一是她父亲的背景，二是她的户口。按规定，属于国家文艺团体的乌海文工团只能招收非农业人口，而她却是农业人口。可是她的歌声已经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只要有一个人坚持不要，她就会名落孙山。招考委员 会里没有一个人说不要她，最后一致决定：破格录取。回忆这段经历，她特别感念沈浮老师的专业辅导，以及自己在商都纪念塔练嗓时踩出的那两个深深的脚窝。

1979年对张蒙蒙来说是个好年头：她考上了文工团，父亲也结束了十五年的冤狱，得到了平反。

    一个月后，她领到了平生第一笔工资：八元钱。八元钱的工资实在是太菲薄，可是在她心里眼里却沉甸甸的。这是对她歌唱艺术的认同，是她自身价值的初步实现，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以前她象一只小鸟只能在河边草间呢喃，那么，进入文工团，这只小鸟儿就象飞进了苍翠的大森林，在那里她可以展开歌喉放声地和百鸟一起鸣唱了。她很快凭实力成了文工团里的台柱，不知从啥时起，人们就开始叫她“煤城百灵”了。

    采访时，她给我看散见于各个时期各种报纸对她的报道。比如，1985年，在乌海首届民歌大奖赛上捧走了金杯；1986年，她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我的家乡在乌海》、《欢迎你到乌海来》两支曲目在全国电视文艺大展播中，获得创作及演唱三等奖。我理解，一个小城市里的歌唱演员能获得如此成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应该值得骄傲；可是我的初衷想写的是舞台之下的她，一个荧光灯之外的她，一个生活中真实的她。几次采访下来，我们之间达成了很好的信任。她坐在琴凳上，给我讲述了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故事。

    采访过程中，有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走过来，很礼貌地向我说了声对不起，然后跟张蒙蒙说话。我听见了他叫张蒙蒙做妈妈。待男孩走了，张蒙蒙告诉我说，这是她儿子。凭直觉，四十岁不到的她有这么大的儿子，这里面就有故事。我问可不可以给我讲讲她儿子。这时，我看见一丝隐隐的阴影掠过张蒙蒙的眼际……

    考进乌海文工团，张蒙蒙的每一天都是歌声和笑声。这时的她，就象一只画眉鸟，每一声鸣叫都如歌声那般动听，每一个脚步都象舞蹈那么轻盈。这时她认识了一个从上海到乌海来的知青，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不久就结了婚。婚后没多久，知青里掀起了回城风，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离开乌海回上海。按照政策，家属不可以随从回城，于是，一个年轻的家庭在没有风雨的日子里破碎了。蒙蒙的心也破碎了。

    他走了，没有回头。打那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张蒙蒙说，这次伤害对她来说，又一次在她脆弱的心上划下一道深深的伤痕。但是连她自己都很意外，自己没有被击倒，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走得很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她怀孕了，回归的母性召唤着她，要她呵护自己和腹中胎儿这两个生命。

    我问张蒙蒙，恨他吗？她沉吟片刻，说：不恨，或者说，不再恨了。因为这次婚姻，她解决了户口问题。因为这次婚姻，去过一次上海，在上海音乐学院，有机会拜访到郑倜老师。郑老师听了她的试唱，说，唱得太好了，尤其是民歌，叫她以后一定要来上海上学。虽然最后因为拮据没能成行，但郑老师的话给了她信心，这信心支撑着她走了好久。

  “还有，我还得到了一个好儿子。” 张蒙蒙补充说。

   她在乌海出了名，电台、电视台都来采访她，报纸也来给她写专题。可是，她光鲜亮丽的舞台形象后面，却缀满了酸辛苦辣。孩子降生了，她一个单身女性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整天疲于奔命。最要命的是，那菲薄的工资根本不够自己和孩子过活。尽管是团里的台柱，她也必须低下身段做些零活才能敷衍支用。她几乎给团里的每一个演员都换洗过被子、缝过棉袄，姐妹们也很同情她，有活都请她帮忙，好让她有机会多挣点儿。就这样，张蒙蒙把艰难的日子走了过来。

    后来在海南发展成功的她有一次回乌海，住在宾馆里，好客的主人晚上非要安排乌海的歌唱演员来助兴。等演员来到宾馆演出，她一眼认出那是当年在一起的姐妹。她赶紧走过去拉住了她的手，问最近怎麽樣。当被告知歌舞团这几年不景气，好多演员已经下岗了，领一半的工资，每月只有几百块钱的时候，张蒙蒙难过得流下了泪。她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硬塞过去。人家谢绝，她急得又要哭：当年都是姐妹们把被子让给我洗，把钱让给我挣，我才活下来的，不然怎么会有今天哪？

    我喝了一口蒙蒙用蒲公英和蜂蜜熬成的饮料，甜中带苦，味道不错。她说，这是最好的饮料，清热解毒。 纽西兰有几个好：天蓝地绿空气好，最好的是，满地都是蒲公英。在海口，一斤蒲公英叶要卖七、八块钱呢。她看见我端详沙发上搭着的毛线编织饰品，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不错，做工精细，是从中国买来的吧？她笑了，笑得很灿烂。旁边的朋友对我说，这都是蒙蒙自己编织的，我有点不信。朋友说，还有更让你吃惊的呢，蒙蒙会做七、八种饼，可好吃了，还说以后改行了就开饼业专门店，保准生意红火。上个月青海省某副省长带领团队到新西兰访问，去到西部乡亲家里拜访，二十几个人的饭菜，都是张蒙蒙一个人在两个小时里面就做好了，简直象是变魔术。看来，蒙蒙不仅有一副清亮的歌喉，还有一双灵巧的手，一颗细致入微的心。

    看张蒙蒙的介绍，知道她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师从于金铁林。我请张蒙蒙谈谈这段经历，她打开了话匣子。

    在乌海唱的时间长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缺少专业的训练。唱歌容易累，嗓子很快就沙哑，尤其是一些大歌，唱起来觉得吃力。她萌生了深造的念头。要学就学最好的，她决定上中国顶尖的中国音乐学院读书。她打听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费用一年是600元，这对月工资才几十元的她来说无疑是一笔大数字。她把未满周岁的孩子送回商都托付给父母，她自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到建筑队打工，挑砖、拌水泥、刷油漆，一年下来，省吃俭用，攒下了700元钱，够一年的学费了，她毅然打点行装上了北京。她去团里请假的时候，团长吃了一惊：有那个必要吗？听了她的想法，表示理解，但是，团里经费也很紧张，学习期间，工资停发。这有些出乎她的意料，但决心已下，她决定不回头了。

    这是1986年。

    她身上只有700块钱，刚够交学费，生活费、住宿费上哪去挣呢？她想不到办法，也就不去想了，她告诉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

    张蒙蒙上的是在职进修班，在那里她认识到自己在专业上的欠缺，声乐理论课听起来比较吃力。这都还不是大问题，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才是她最担心的。为省钱，她不住学校宿舍，而是到郊区租下一个简陋的房间，每月租金才50元，住处离学校很远，骑自行车都要一个半小时。她甚至很少买菜，往往是白饭就着妈妈做的酱胡乱凑合一餐。时间一长，营养严重不良，造成贫血，有一次在赶往学校的路上，骑着骑着就眩晕，摔倒在德胜门。被送到医院，一查血色素，只有5.0。她再不敢骑车了，搬到了中国音乐学院学生宿舍，虽然住宿费贵点儿，但路上的时间节省下来，可以多学点东西。

    钱不够花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连学校食堂的大师傅都同情她，让她吃饭的时候晚点去，这样可以把剩下的饭菜多给她盛一些，多点油水，补充补充营养。课余时间，她到餐馆去打杂，有时甚至不要工钱，只要能填饱肚子。到菜场帮人收拾摊子，是为了拣些还能吃的残瓜剩菜回去。

   金铁林是中国音乐教育界的泰斗，培养了众多的著名歌手。李谷一、彭丽媛、宋祖英、张也等都是他的学生。当时张蒙蒙的基础不够，根本无缘上金铁林的课。张也当时也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是正式考去的本科生，蒙蒙与她认识后，俩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张也年纪小，不大会做事，洗衣服被子是件头疼的事，张蒙蒙便去帮她教她。听说金铁林常给张也上课，蒙蒙喜出望外，她跟张也商量，可不可以把上课内容偷偷录下来，让她听听。张也满口答应。名家就是名家，听了张也录下来的课，张蒙蒙感到茅塞顿开。有一天张也建议，与其听磁带，不如在上课的时候，她把门留一个缝，让张蒙蒙站在门外听。就这样，张蒙蒙成了金铁林的不见面的学生。没想到，这样的课没有偷听多久就被揭穿了。有一天张蒙蒙听得入迷了，不小心冲开了教室的门，把金老师和张也都吓了一大跳。金铁林问这是怎么回事，张也和张蒙蒙吓得面如土色，赶紧如实招供，两个人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没想到，金铁林老师不但不生这两个学生的气，反而有些被张蒙蒙的故事感动了，他叫张蒙蒙试唱，听完后点头称好。说她基础不错，但唱法需要彻底改变，否则，大歌唱不下来。他决定一周给张蒙蒙上一次课，费用呢？全免。这几乎是金铁林唯一的一次决定免费给一个学生上课。感激的泪水一下子涌上了张蒙蒙的眼眶，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张也也高兴得不得了：这下芙莲姐可以堂而皇之地上课，不用偷听了。每次回忆起这件事，张蒙蒙就禁不住要乐，要不是那次闯祸，她不一定有机会拜金铁林为师。

    一年后，张蒙蒙通过了中国音乐学院的招生考试，成了这所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正规学子。金铁林欣然正式接纳她为自己的学生。

    “知道为什么我后来改名叫张蒙蒙吗？”她问我。我摇摇头，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她说：“主要是由于我在大学学习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现在想起来仍然令我感动。”

    音乐学院的学生们特殊的专业使他们个个都是夜猫子，晚上都需要吃点东西补充消耗。有人说，唱歌其实是个体力活，还真有点道理。张蒙蒙有时候买不起学校的饭菜，只得自己做吃的。她买了一只电炉，用来悄悄煮些饭菜充饥。管后勤的老师知道她的情况，总是睁只眼闭只眼。学校要到学生宿舍查抄电炉，这位老师总要事先让张蒙蒙知道。同宿舍有个贵州同学，那天傍晚借张蒙蒙的电炉做东西吃，突然间听见有人查电炉，吓得把电炉往一只塑料凳下面塞。因为太过紧张，电源都没有拔，结果烧起来了，全宿舍四个人的东西被烧了个精光，张蒙蒙自己就只剩下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和衣兜里揣的八斤粮票。不幸中万幸的是，因为是砖房，火没有蔓延，只烧了一个房间，否则，祸就大了。

    一把火把张蒙蒙烧得一无所有。怎么办？情急之下她想起了故乡。她给乌海文工团的领导和朋友写信求助。闻讯后，朋友们纷纷解囊相助。尤其令她感动的是，她曾经打过杂工的建筑队一得到消息，立即给她寄去了2000元。张蒙蒙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说这些恩情自己这辈子是报答不完了。人们说，你是我们乌海的骄傲，学成后，别忘了回来给我们演出就是了。

    那次，张蒙蒙收到了5000元捐款，是这些用爱心凝成的浓浓的情意支撑着她完成了大学学业。

    为感谢故乡人民的恩义，张芙莲后来改名叫做张蒙蒙，她要让人们知道也让自己记得，她是迎着蒙古高原塬上的风、喝着西北草原深井里的水，在蒙古父老乡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音乐学院的学习是艰苦的。加上她本身的底子比较薄，学习压力非常大。钢琴课是一个难关。小时候，她的手被冻伤过，有些变形，学钢琴很困难。钢琴是必修课，修不好是毕不了业的，她付出了比别人多十倍的时间和努力。为了矫正手指，每天临睡前，她都要用大砖头压在自己的手上。

    1990年，她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了，她把毕业证书紧紧地捧在怀里。那烫金的证书上的每一个字都记载着她走过的虽艰难但坚实的脚步，刻录着她流下的每一滴或辛酸或喜悦的汗珠和泪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