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说，我的笔触太沉重。（在人人都忙碌的日子里，能有人如此留心、关怀，腾出宝贵的时间阅读我这些艰涩的文字，我真的很感动。）中国那么大，那么多的事可以写，随便挑出两样都够鼓舞人心的，为啥光钻牛角尖儿呢？

说得对。中国近二十年来持续发展，创造了前一百年都不能达到的成就，不可不谓奇迹。这点对我们这些游离海外多年的人来说，感触尤深。一位客户来自六朝古都南京，那里是我度过四年最宝贵时光的地方，提起来至今还有一种割舍不开的亲切。那时的南京就号称全国最佳城市，城市绿化特别好。这位客户刚从南京回来，我赶紧问她南京怎么样。她说，南京变化真大，越来越美了，玄武湖碧波荡漾，莫愁女也不再愁容满面了。南京变化都那么大，北京、上海就更别提了。这些我从来不否认，而且深以为荣。

就象大树在阳光下也有阴影，所有事物都有两面，就看你怎么想怎么看了。

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年KIWI，有一天我在门口洗车，老太太过来问我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在前门过道上晾衣服，不好看。她说她花了很多钱住在这个区，希望有个好的环境。我想了想，说，我可以考虑。老太太说了声谢谢走了。这事我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您可以说她是太平洋警察—管得太宽了，甚至可以认为老太太戴有种族有色眼镜。您也可以理解她为一种善意，面对着大街晾晒内衣内裤，确实不雅，真的应该对老太太说声谢谢才是。

我赞美纽西兰这块土地上的蓝天、白云，但我也读得到某些人眼里的歧蔑；我看得见高耸入云的大厦，也看见了大厦角落里蜷缩着的乞儿；我感慨有些人们在餐桌上一掷千金，我也忘不了那饭是洋芋菜也是土豆的乡民。

 我的问题是，太倾向于专注于后者—那负面的东西。但是要改掉这种思维定势实在太难，索性不改了。

依然是六月，那些在中国的日子。

太阳每天都要从东方升起，在贵阳的朦胧晨曦里最早出现的是曾经被诗与歌赞美为城市美容师的清洁工，他们用竹扫帚一尺一寸地把一日里被人们扔得满街满巷的纸屑、瓜果皮壳扫作一个又一个小堆，然后铲上手推垃圾车。街道似乎干净了，可是灰尘被转移到空气里，涌动着，使城市漂浮着一层昏黄。早锻炼的我常常被呛得直咳嗽。有一个早晨，我跑步到长途客车站附近，清洁工扫起的灰尘里，突然冒出了几个黑影，一边咳嗽着一边躲闪着清洁工的扫帚。煞白的街灯下，我看清楚这是几个男子，显然是农村来的，他们身着不同式样的衣服，有中山服，夹克衫，甚至还有翻领西装，只是都很陈旧、肮脏。他们的背上都背着漏斗型的竹编背篼。他们拍拍身上的尘土，向渐渐热闹的客车站走去。原来他们白天到车站、货场、商店门前兜客，但很难拉得到客，于是就穿大街走小巷，走哇走哇，直到把太阳走下山。晚上就歇在这立交桥下，桥的角落是他们安身之所，那用水泥构筑的防护栏就是他们挡风的墙，这里不用缴纳住宿费。无论是酷暑还是深秋，高原山城的夜都很寒冷，没有被子，他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天当房地作床，往地下稍微干燥的地方一躺，把头伸进白天藉以谋生的背篼里，闭上眼睛，就等着天明。为了相互照应，他们往往都是三五成群，白天一起找客壮胆，晚上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有时运气好能拣拾到柴火，就欢天喜地地点起篝火，围坐在火堆旁吃买来或拣来的食物，嬉笑颜开地说笑… …

我找贵阳财经学院印刷厂印了一些材料，要拉回黔灵公园附近自己的公寓。印刷厂的汽车只能开到枣山路与金钟巷交叉路口，上不了山。卸下了东西，我学着贵阳人对着街上叫了一声“背篼”，马上几个背着背篼的人就跑了过来。我选中一个看起来很忠厚的男孩儿，问他从路口把这些材料背到我住处要多少钱，他怯生生地说：“八块。”看见我疑惑的眼光，他改口说：“要么五块？”其实我在想，从那里到住处，要爬三百米坡道，然后上几十级阶梯才到我住的公寓楼，再一级级地爬楼梯上到第五层。一百多斤重的材料，怎么才要几块钱？

我说：“十块吧。”

他高兴地哎了一声，把印刷材料装进背篼，然后低下身子，把背篼背带荷上了肩。我扶了一把，他站了起来。实在是太重了，他身子晃了几晃，差点儿摔倒。我指点了他我住的楼，让他先上去，我去买些东西，随后就来。

我到街边杂货店里买了些食品，就往公寓走去。大汗淋漓地赶回了家，可是路上根本看不见那“背篼”的人影。咦？哪去了？肯定走错道了。我折回身拾级而下，到楼底阶梯旁一个录像带租赁店问店主有没有见到一个“背篼”上去，他说没看见。这条路不应该走错呀，怪了。店主问我怎么回事，听完我的话，他说：“你着了，那娃儿肯定是见你不在，把你的东西背跑了。你想嘛，一百多斤重的印刷品，当废纸卖五角钱一斤，可以卖五十多块钱，咋个不跑嘛，你也太憨噢。你咋个不跟倒嘛？”

那可糟了，两千多元印的材料呀，就这么不见了，该死！钱是一回事，要命的是，我需要这些材料去跟几个公司谈合作，再赶印已经来不及了。心里沮丧、懊悔极了。我不甘心，问店主从枣山路往这里走有没有别的路。他说右边有条小巷可以走。我赶紧往那条路疾走，心想，或许还可以追得上，那小孩背着那么重的东西肯定跑不快。转过一个小弯，我立即看见那小孩坐在一家小店门前歇气，见到我他笑了：“叔叔，你来了？我刚才上去在梯子口等你不来，我回头到路口找你，找不见，又转上来，这下好了，麻烦你帮我抽一下，我站起来。”

原来这孩子已经走了一个来回了，看着他踉跄的脚步，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深深为刚才的念头自责。

东西背到我公寓里，我从饮水器里替他倒了一杯冰镇水，他受宠若惊地双手接过水杯，一口气喝干了，我又为他续上一杯，并请他坐，他说自己打来到贵阳就没洗过澡，怕弄脏了沙发。我给他拿了一张小板凳，他坐下了。在我的询问下，他讲了自己的故事。他15岁了，家在黔西高原赫章县农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哥哥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去广东打工，寄钱回家让他念完了初中。后来哥哥没有了消息，也没往家寄钱了，家里穷，供不了两个孩子读书。弟弟学习比他好，他就不读了，跟着几个同村人出来打工，找点钱给弟弟读书交学费，自己不会做什么，只有做“背篼”了，有时候一天也挣不到一分钱。我问他为什么要供弟弟读书，他说，读书好，以后可以考大学找到好工作，家头有人在外头工作，在村子里有名誉，父母老了也可以到城头住，喝自来水，吃细粮，逛公园。

我眼睛湿润了。我仿佛看得见那孩子的心在扑扑跳动着，他那柔弱的肩膀上背负着的背篼里分明承载着一轮红艳艳的太阳。

他要走了，我掏出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过去，他羞涩地说：“叔叔，我没得钱找。”

我说，不用找… …

                                                                          2003年8月14日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