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功利主义话语引导中国经济制度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在今天看似没什么而在将来可能就是致使的副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盛行，国营企业也开始大规模地向私有化转型。伴随着经济自由化而来的是诸如大陆富人获取财富手段的特权性和罪恶性，愈演愈烈的腐败和权贵家庭利用特权疯狂的瓜分国有资产，极为缺少道义合法性的两极分化，无法对改革的最大受损失群体进行公正性补偿，等等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导致了我国的弱势群体"浮出水面"。所谓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弱势群体具有许多客观特点：他们与权力、金钱、热门行业无缘，不携带职业、教育、社会联系、家庭等方面的任何优势；在改革中他们是受益较小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处于紧张状态，有的甚至难以为继。

　　收入差距拉大，人们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忧虑。这种忧虑，并不是由于平均主义思想在作怪，而是来自我们身边的种种分配不公现象。不久前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批评人们的平均主义思想，抨击大锅饭心理，可以说是打错了靶子，回避了问题的实质。问题在于：患不公，不患不均。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进而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的国情需要这样的发展思路。经过多年的发展，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但问题是，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到底是靠什么先富起来的？

　　事实上，现在人们意见最大的，是由于权力悬殊而造成的一个特殊阶层的暴富。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期，这些人钻法律的空子，钻制度的漏洞，利用手中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例如，一些大型工程项目承包的暗箱操作，国企转制中的"放水"现象，以及权力掌控下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使得一部分人的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与这些拥有天文数字般财富的大款巨富相比，我们看到的是广大城镇下岗职工生活贫困，再就业机会少。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种分配不公。

　　其次，垄断经济造成了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民航等行业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优势，靠行政权力，搞垄断经营，死活不肯放权让利。尽管现在反垄断呼声甚高，但它们仍是一副"我搞垄断我怕谁"的架势，为的无非是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这些行业的高工资、高奖金、高福利、高待遇，是建立在与广大消费者进行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基础上的，是对消费者的不公，是对其它行业的不公。

　　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无产阶级一样，改革开放催生出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现在栖息在市民社会的最底层，连基本权益有时都得不到必要的保障。

　　就业困难就是一方面。100个人去竞争65个工作岗位，是目前中国就业市场的现状。在35个失业者中，年轻人的比例正在加大。失业的滋味是难受的。那是一种双重困扰--精神上是空虚和无所寄托；物质上则是拮据的生活，失业者常常连续数月的只"出"不"进"，面临有上餐没下顿的窘困生活。长期面临这种生活的失业者渐渐地变得失望和颓废，甚至对社会开始怀着一种仇恨的情绪。这是弱势群体的悲哀。

　　弱势群体所以处于弱势，并不是由于他们天生素质较弱，而是特定社会结构和运作方式的结果。残障人士所以有障，主要源于社会组织运作方式为他们设定障碍：商场、学校、办公室、街道，缺乏让轮椅行驶的斜道、没有足够让伤残人士使用的洗手间，因此减弱他们的活动能力；菲、印、泰佣因为来自低收入国家，尽管她们工作时间比大部分本地人长、劳动强度也不比本地人弱，但却只值本地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家庭主妇整天为家务劳心劳力，却不被社会承认是重要的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和尊严。

　　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上层人士所谓成功，也不是由于他们的素质较高，或完全源于个人的努力。富商"财"俊都是"自幼家贫书少读"、"努力奋斗最终事业有成"的神话，掩藏了至少两个事实，第一，大部分贫家子弟都曾以各种方式努力奋斗，但结果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成为富商；第二，不少事业有成的青年"财"俊的所谓成功，只是反映他们片面发展了某种为社会接受的技术，例如懂得考试或英语能力，这显然不代表他们的所谓"个人素质"真的较高；相反"高分"可以是"低能"，英语流畅的很可能语言乏味。

　　然而，在一个嘉许"高分低能"、"语言流畅却不必言之有物"的社会，投其所好者的"努力"自然能够事半功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不承认"贫穷源于不公平"，所依据的，是一种浅薄的个人主义心态；只要肯努力，便终有成功的一天；你的失败和贫穷，只能是你个人的责任，是不肯努力、懒惰、素质低劣的明证。正是这种心态，造就和强化了一套关于贫穷的世界观，当中包含了等级分明的文化偏见。贫穷既是源于资源分配不公平，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偏见。而这种文化偏见正是这是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主观意向。

　　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民工脱离了农村生活而涌入城市。在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怀着美好憧憬开始了艰涩而又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打工生活。

　　包括《劳动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缺憾，城市执法人员的歧视性执法，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律知识及法律意识的匮乏，社会救助系统尤其是法律援助机制的疲软或失灵等等原因，使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犯。因为贫困，他们即使累病了同样得不到良好的医疗，许多人只好忍着挨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间。

　　最令外来务工人员感到不平等和被排斥的，是其子女受教育问题。相当一部分外来工处在两难境地：把孩子留在老家读书，却难以照顾孩子生活、学习；把子女带在身边，在当地公办学校入学，又交不起借读费。而大部分外来工子弟学校难以保证教育的质量。

　　要知道，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宪法和义务教育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但在现实中，流动人口子女却面临着入学难的问题。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长大要在城市入学，"借读"及高昂的"借读费"是一个高高的门槛儿，而更多的孩子连借读的权利都没有。据了解，目前我国约有720万家庭迁徙，与之相伴而来的是200万流动儿童，21世纪将超过400多万，他们普遍面临着入学难的问题，仅北京13万适龄流动儿童中，入学率仅为12．5％。

　　重视外来工子女教育，是社会公平与权利的体现。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它之所以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是由于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平等的社会功能。一些教育改革者认为，教育至少有三种重要的职能：将青年人"整合"到社会及各种成人角色中去的"社会化"的职能；促进个人心理和道德生长的"发展"的功能；同时，在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从而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因而，现代社会的教育，一方面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同时，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被视为是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而基础教育是一个人走向健康成长的通行证。这一段教育如果缺失或不健全，不仅给个人一生留下抹不去的遗憾，也是社会全民教育的一个失败。

　　现实的教育问题，常常引发一些人的反思。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什么外来儿童难以享受本该有的义务教育的权利？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现实不够协调，造成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在解决该特殊群体就学问题上定位不明，责任不清。

　　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意味着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应是户籍所在地政府的义务，流动人口子女也不例外。但实际上，由于这一特殊群体已随其父母流入城镇，流出地政府难以真正负起适龄人口就学管理的责任。而对于流入地来说，流动人口子女入学会给教育经费本已紧张的教育系统造成压力，特别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义务教育经费和设施的短缺程度势必加大。尽管一些城市中办起打工者子弟学校，但多数这类学校尚无合法地位，师资和经费都存在很大问题。

　　要解决流动人口的受教育问题，必须先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户籍问题。众所周知，户籍制实际上霸道地将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以外，是对农民基本权利的剥夺。从法律表现形式看，公民迁徒自由是一个公民自由游动，寻求发挥自己才能的场所的基本要求。它是公民追求幸福权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政治民主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对公民个人而言，迁徒自由意味着可以从压抑、束缚自己的环境中走出来，另外寻求机会，寻求更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且，迁徒自由标志着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而户籍制度对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剥夺和侵害远非一代人的问题。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教育论坛上，有专家指出，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难反映出的社会排斥现象，影响所及已不仅仅是个教育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还会导致他们在城市中的对立心理，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危机，后果值得警惕。

　　城乡教育的另一个差距表现在高考录取方面。同样是高考，都考同样的题，但北京等大城市的录取分数线低于其他许多地区，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中国之大、地区差异之巨，为了实现人才在不同区域及部门间的合理配置，采取不同地区分配不同录取配额的方式来进行调节，也有说得通的道理，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之下，就尤其如此。不过这样的合理性却也掩盖了另外的不合理。高考是目前中国最公平的竞争过程，全国统考，统一打分，几乎杜绝了在其他领域普遍存在的人为因素。但恰恰是不同地区间的配额分配，使不同地区间的考生，被放在了不同的竞争起点上。因配额不同而造成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或那些无缘良好的教学条件，但因格外努力而成绩优秀的农民子弟，都处于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残酷得多的升学竞争之中。进入同一重点大学的各地考生所付出的努力可能完全不同。他们难免要问：这样的全国统一高考，还有公平吗？

　　面对弱势群体的困难生活，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难、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这样的事实，一些孩子突然明白了，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全归咎于自己；而别人的成功，也并不全部来自个人奋斗。 放在了不同的竞争起点上。因配额不同而造成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或那 无缘良好的教学条件，但因格外努力而成绩优秀的农民子弟，都处于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残酷得多的升学竞争之中。进入同一重点大学的各地考 　　面对弱势群体的困难生活，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难、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这样的事实，一些孩子突然明白了，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全归咎于自己；而别人的成功，也并不全部来自个人奋斗。 放在 不同的竞争起点上。因配额不同而造 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或那 无缘良好的教学条件，但因格外努力而成绩优秀的农民子弟，都处于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残酷得多的升学竞争之中。进入同一重点大学的各地考生所付出的努力可能完全不同。他们难免要问：这样的全国统一高考，还有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