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对你说不要出国，这些年来，国内的朋友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享福的享福，你看你，出国出的，老婆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一个。"

老张对我说的这句话，引起聚餐的老同事一阵哄堂大笑，经久不息。

确实，老张早就离了婚，如今单身，但据说身边的女人如"过江之鲫"，他虽然没有升官，但的确发了大财，他几乎与我同时离开了那个清水衙门，我是"出海"（出国），他是"下海"（经商），当年同样是这些老同事为我饯行时，老张曾经口气酸酸地说："以后老兄回国投资时，不要忘了给在苦海中扑腾的我扔个救生圈。"

也许当时他还不知道，不是所有出国的人都有财力回国投资。如今，他知道了这一点，而且还知道，多数回国探亲的人，都无法像他这样作东请客。

为了迎接多年不见的我，老张提前在北京最豪华的酒店订了一个套间，当我在接近午饭时分找到他的房间时，我按了几次门铃，他才像毛泽东会见外宾那样，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门，据他说，他昨夜"玩得过于兴奋了"。

待所有老同事聚齐，来到酒店宴会厅的包间时，才发现，我们七、八个人，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大包间中，围坐在那个特大号圆形餐桌前，竟然显得彼此遥遥相对；就连我们头上的那只大吊灯，似乎也与圆形餐桌一样大，虎视眈眈地俯视着我们。

侍者往来穿梭不断，我们一边剥着龙虾，一边听着老张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艳史，席间还不时有些来历不明、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女子进来，坐在老张身旁，东一言，西一语，打情骂俏，使我多少有些明白老张为什么嘲笑像我这样的海外归客词不达意，不解风情。

老张听说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采访"海归派"，讥讽地说："嗨，这些人，出海转了一圈，什么鱼也没打到，还晕了船，只好上岸。"

另一个世界

晚上写稿写得腹空，不想远走，来到了我所在酒店附近的那条廉价餐馆街。

这条狭窄、拥挤、肮脏的小胡同夹在京东金融区富丽堂皇的酒店和写字楼之间，显得很不协调。据说这条街很快也要被拆除了，但鳞次栉比的小餐馆却似乎偏要在这有限的寿命中活个畅快：馆馆客满。

我随便选了一家小餐馆。饭菜很便宜。端菜动作不太专业的女侍们都操四川口音，而且多数人年龄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吃完饭，随便与一个收钱的女侍聊了几句，知道她来自乡下，餐馆包吃包住，月薪二、三百块人民币。

后来与一个过去的记者同事聊起此事，我问他二、三百块钱在巨富云集、消费高昂的京城怎么活，他告诉我说，即使这样，也比乡下的生活好多了，因为包吃包住，消费又少，她们每月还能给家里寄点儿钱呢。

"不过，不要误解，"他强调说，"所谓包吃包住，就是吃点儿客人吃剩下的饭菜，晚上集体挤在餐馆租的廉价房中，但她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却有十几个小时。'包吃包住'等于把她们一天24小时都让餐馆包下来了。"

据他说，北京现在的低档餐饮业基本上都让外地人"收编"了，这类餐馆有三低：饭价低，薪酬低，顾客阶层低--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北京的低收入阶层和进京打工的外地民工。

他还说，虽然北京人瞧不起这些进京打工的外地人，但又的确离不开他们：廉价餐馆为北京底层市民提供餐饮服务，建筑民工一砖一瓦砌出了北京的琼楼玉宇，外地"小姐"们则为京城"大款"们提供性服务。

贫富差距

这些年来，"贫富差距"在中国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连中国的官方传媒也不忌讳谈论这个问题。中国新闻社一篇相关报道的开篇语这样写道："当城市的富豪们坐在饭店的包房里吃着几万元一桌的佳肴时，中国西部深山里的母亲们也许还在为孩子的学习费用而发愁。"

这篇报道接着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严重到何种地步？据测算，中国目前拥有亿万富翁一千人，百万富翁三百万人。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近五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

亚洲银行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最近几年已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以消除贫困为目标的政策的确立，已使农村贫困人口由1994年的8000万下降到2001年的3000万以下，大约占农村人口的3%。

然而，一篇题为《中国贫困问题透视》的文章说，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设立的，比每天一美元的国际标准低很多。这篇文章称，2000年中国农村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年收入625元，这意味着，一个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农民，每天的收入只有1.7元。

怪不得在北京廉价餐馆打工的"四川妹"每月挣二、三百块人民币也不愿意返乡呢。

即使不谈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中国城市的贫富差距也很惊人。在"2000北京经济论坛"会上，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的人士发言说，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为六至七倍。

国际上对贫富差距的通用表示法是基尼系数。这个系数越大，表示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一九九一年为零点二八二，属于较低水平。到二○○○年已达零点四五八，增长幅度较大，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这一点也引起了中共各级干部的担忧。

中共中央党校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该校学习的一百多名地厅级和县处级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收回的问卷中，超过26%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然后才是失业、官员腐败和地区发展差别。

仍然有人"出海"

中国春节即将来临，我所在的BBC中文部同事聚餐伦敦唐人街，我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出发，坐上了进城的火车。

我挑了一个座位坐下。对面的乘客一副东方人模样，我试探着用英语问候："你是中国人吗？"

他倒干脆："你别整那洋玩艺儿了。我是东北人。"

我们聊了一路。他说，他是持旅游签证来英国的，但现在已经在英国"黑"了下来，在中餐馆打工，包吃包住，每周140多块英镑，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苦啊！"他撩起了袖子，"你看，这都是在厨房炒菜时溅起的油烫的。"

不知为什么，我联想起了在北京廉价餐馆打工的"四川妹"，随口说了句："是啊，穷人在哪个国家都很苦。"

他眉毛一扬："我在中国可不是穷人，我在中国做生意，可赚了大钱，那时我也是经常下馆子，上歌厅，泡小姐，比在我如今打工的餐馆中吃饭的那些鬼佬牛逼多了！"

"你在中国那么风光，为什么现在躲在这里受洋罪呢？"我不解地问。

"嗨！说来话长，我的经历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他叹了口气，"我在中国是曾经风光过，但也倒霉过，大起大落。一句话，在这里是累身，在中国，不仅累身，而且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