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笑话：巴黎有个著名的沙龙会所，每周举办两个聚会，一个是大艺术家的，一个是大富商的。大富商们聚在一起的话题皆是附庸风雅之事，有一天他们天花乱坠一番之后，很好奇地问会所的老板：“艺术家们在这里都谈了些什么？”老板笑答：“他们？自然是谈钱了。”









我很喜欢金庸和沈从文的小说，也喜欢他们小说外的小故事。









金庸刚到香港时，两手空空，靠的是手中一支笔，编副刊，写剧本，辛辛苦苦积蓄了一笔钱，和老同学合办一份报纸，起初惨淡经营了好几年，全靠他写武侠小说支撑，捱生捱死二三十年，报业集团才上市。创业时期最著名的抠门事迹是：才女林燕妮和亦舒要求加稿酬，金庸笑着对林燕妮说：“你花钱如流水，加了马上就花完，不加！”又笑着对亦舒说：“你不乱花钱，加了也没有用，也不加！”等到成了中国以文致富第一人时，气派自是不同凡响。蔡澜讲，有一次金庸请三大才子吃饭，只有四个菜，饱得很，看看菜单，皆是食中极品，买单时好几万块哪，当然饱了。金庸是超级围棋发烧友，曾邀棋圣聂卫平到山顶的豪宅小住，聂卫平乃好蟹之人，有一天晚上，共吃了十几只大闸蟹，从六点吃到十点多，金庸一直陪着谈天，家中有一菲佣发了句牢骚，第二天被金庸不客气地炒了。









沈从文十八岁时从凤凰去北京靠一支笔打天下，有一天，正用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小说。有一中年人来访：“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我就是。”“哎呀，你就是沈从文，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我还会来看你。”知道沈从文还没吃饭，便邀去附近吃了顿饭，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郁达夫走时，留下一条浅灰色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角几分钱。沈从文伏在桌上哭了起来。此后硬是创出了京派高产作家的大名。汪曾祺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情绪低落，沈从文见了，臭骂一通：“你手中有一支笔啊！怕饿死不成？”又现身说法教导一番。后来汪曾祺也真争气，没丢恩师的脸。









中国文人自古耻于谈钱。标榜“词穷而后工”者，自有其特定环境的道理，但活得很滋润的文人写出好文章的例子也可以举出无数。文无定法，创作的环境也不妨百花齐放。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一批健康的艺术家生活得很滋润。作协与作家签约，可视为文艺市场中的一场平常贸易，褒贬自当由人，而最终的检验标准，却是作家是否创作出无愧于天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