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朋友来北京，发现活跃在文化、艺术圈内的写士主要是男性。能把它们当着一种事业坚持下来，并做出成绩来的，也主要是男子。

这和我的印象基本吻合。

但历年来的高考文科“状元”却多是女性，多少年来，大学中文系主要是女子们的天下。每年我的母校招收新生，前十名都是女的。北京大学等中文系的情形大体差不多。老师们不禁愁上眉梢，感叹不已，大有“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之慨。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一般说，女子的伸展空间比男子窄，所涉者浅，宜于走张爱玲那种路数，往内写，家长里短，杯水里的微谰与风波，见出深度来，做起来当然特别难。

要么就像萧红、王安忆那样，早期出身望族名门，受过良好教育，中间经历曲折，脱离庇护，屡遭欺骗或挫折，在乱世的泥泞里辗转挣扎，阅历“丰富”。

前者需要天分，后者承当不起，两者不可得，女士们就难以厚积薄发了。

现在的高考，考的多半是一个人的记忆力，创造与发挥的能力不足够，女子成熟的年龄恰恰都早于男子，没有爱情、婚姻拖累时，精神不易涣散，相对说，背记东西是她们的长处，创造、发挥是她们的短处，文化、艺术却是一个长途，拼的是内功修为，创造力、发挥力，走出去越远，女性在这方面的优势越少，更有了婚姻与家庭、子女的带累，劣势越增，一多半慢慢在退出去，也就难有作为了。

张爱玲说过，“成名要趁早啊”，那主要是对有天分的女子说的，否则越大了越添负累，影响一个人的创造心境和情绪。男子却不那么一定。

这才有了那么多一夜成名的“暴发户”，一些风华“绝代”的“美女”“作”家--即使不怎么美女，也要“包装”成“美女”的“作”家。

像《上海宝贝》这种垃圾品的出版，甫获问世，广受关注，成了一桩文化事件。其在文化上的意义，就远远大过作品本身的价值。

受益最大的，无疑是“美女”“作”家本人--该作品后来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作者光版税就拿了两百多万美元，在美国买了房，定了居。这下子是真与外国佬儿“搞”在一起了。

何至如此了呢？

一位朋友曾这样评价：外国的傻逼也多，他们只知道中国一直是那种女人都要裹脚的地方，没想到一下子开放到这地步，也能和外国人胡搞了。就好奇啊，要看看现在是怎么个样子啊。

看了以后呢？

据说中国足球落后，某些“爱国者”曾高薪请来外国大星们踢球，其中一位大星给家人拍电报，上写：此地人傻，钱多，速来！

人家自然不会写中文，因此这是个笑典。

不必问“事理”之真假，就当是我们这边的人编出来调侃自家的，“情理”上确是这回事的。

其滑稽，形象逼真；其讽刺，入木三寸。

背下里满是无奈。

足球上是这样，“引进”“外资”上是这样，女人问题上，难道外国佬就迟钝了，不来抢中国人的“市场”？不了解中国“行情”？

多少女人哭着喊着要往外嫁，是个老外就行，先粘上就行，不是黄皮肤就行。于是我常能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里，看见许多孤独的女士，要一杯酒水，戴着个耳机，面前放一盘子零食，很落寞的样子，坐在里面“钓鱼”。

这时，一位看着就像是块橡皮泥捏出的黑人小伙儿上来，叽里呱啦，一阵比画，听懂了，他想坐她对面去。

女士脸上立现活气儿，舒郎了，活泼了，点点头。

小伙子坐下后，又得寸进尺，比画着，她就猜他的意思，最后发现他是也想听音乐，便把一只耳机摘了，两个人合听一首歌。另外各留一个耳朵出来说话。

她问他干什么来的，是不是大使馆的，做着什么生意等等。

笑够了，说够了，彼此留下电话，一个“黑鬼”，就这样“搞”上了一位中国姑娘。

我留神看了整个的过程，不时向着妻子预测那“黑鬼”下一步要干什么，大体都能对得上，禁不住往下再想：

某天“黑鬼”来电话，叽里呱啦一通，约了在何地方见面，一块儿喝酒聊天，然后都“醉”了，他打个车，把她扶回自己的住地，把她“办”了、“包”了。再之后远走高飞，连个招呼都不打。或者带她去非洲。又或者带她去美国，带过去她的梦想、希望。

也许早有妻室，也许这人在当地骗不上，才来了中国……

不少嫁去日本、台湾等地的大陆女子，“中产”人士，在中国大陆尚能做个衣食丰足、精神自立的职业女性，去了那里后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我常常看得见这样的报道。可怜这些女子的同时，又觉得都是她们自找的。

最主要的一点却在于我们过于媚外的气候环境影响，甚至应该归咎于环境本身的过分恶劣。

它使我不由想到了诗人顾城的出国与死因。

二

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打伤妻子谢烨后自杀，不久谢烨也在医院里去世，距今整十年。演绎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但造成这悲剧发生的源头，却是整个的社会。

我曾想：两个本来甜美地生活着的人，一心一意相爱着的人，在国内有影响、有地位，谋生对他们来说不是太于艰难的人，却出了国，放弃了较为“优越”的条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落在最底层，不得不挑起世俗加予的生活重担，这对一个“唯灵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很不会生活，很不会谋生的人来说，未免太残酷了。

到得最后，连谢烨都不愿跟顾城过，说，“真的是太累了，我受不了他，我害怕……”，就有了“外遇”，而且“相好”的有两个。

顾城在德国讲学时，当地一德籍华人曾疯狂追求过谢烨，为此夫妇二人闹得不可开交。从德返回新西兰、途经洛杉矶时，在其好友家中，他们还为此事吵过，二人都向朋友哭诉对方的不忠。

现在，为了德国那位情人，她绝意要和顾城离婚，因为在那人身上，有一些确为顾城不能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东西。

她感到，那人“会生活，有头脑”，“说潇洒能潇洒，又有板有眼”，“一事当前，利、弊、对策，可干，可不干，怎么干，思路特清楚”。和他在一起生活，一切会“井井有条”“轻松愉快”。

谢烨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能不能爱上那人，又能爱到什么程度，可是，“他那么爱我，他把什么都扔了……我能不感动吗”。

其实，她内心里只爱着顾城一个，顾城对她只是“冷淡”了一点，她就受不了了，责怪起他来，怀疑他外头和里头都冷了。

既然她主动提出要离婚，既然顾城想“悔过回头”，她走得那样决然，那为何还莫名其妙地留恋顾城，很在乎他是不是“冷”了呢？

难道她已经直觉到，德国情人是不可靠的？

果然，就在谢烨去世后，从德国来的那位“情人”，完全否认和谢烨之间的爱。

“情人”只是让谢烨看到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亏得谢烨死了，二人若真能一起生活，谁保得住将来又会怎样呢？

现在的谢烨，起码是为真正爱着她的顾城死的，死得其所！

谢烨曾说过，像顾城这种人，“就应该有大财团支着”，不为生计忧愁，专门创作，她打算离了婚，安顿下自己的另一个家后，“去给他呼吁”。可表其心。

同样，顾城确是离不开谢烨的。

一度，他把谢烨当成是整个世界，连同他的心都装在她那里，他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以至于生下儿子后，都要嫉妒他，把他送给别人，怕他夺走谢烨。

他给儿子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不知道为什么恐惧抓住了我，我害怕，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个父亲。”“我没有钱”“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在一起……我想丢掉你，或者逃走。”

现在谢烨却要离他而去，把儿子也带走，他的世界震动了，“天”塌下来了--他从来不懂到底如何面对社会，只乐得谢烨替他面对；当“谢烨也成为社会时，他该怎么办呢”，“他习惯中永远有谢烨……他不会过没有谢烨的日子”。

只得装着对谢烨的走满不在乎。

他的“冷”，他的尖刻，都“是在进行一种自我鼓励”，好告诉自己，他已经“解脱”了，找到了“路”，“能够轻松地离开谢烨”。

他也曾想过回北京，到父母身边去，可那样没法过、没法忍。国外的生活没能给他带来多少幸福，反使他败得一塌糊涂。

他并不是特别愿意离开自己祖国的，特殊的境遇迫使他离开了，以为在国内得不到的精神自由，到了外面该可以了。

他错了，精神的自由不仅受政治、社会环境的压制，也受到物质条件上的制约。

最刺激的是，谢烨那位德国情人没等她和顾城离婚，就快上岛了，“说来就来”了，瞒住顾城一个。

直到最后一刻，顾城才知道消息。

“这对他是致命的，他一直想抵抗的就是这件事情，他答应谢烨所有的要求”，只要求那个人晚一些来，在他们“结束关系之后”来。

顾城的内心一定紧张得疯了，“受不了了”，就写下四封遗书，夹在他正看的书里，称“他们得寸进尺”，没说来就来了，是把他朝死里逼，他只有去死。

不过，在知道谢烨的情人到来之前，他“尚无明确的自杀打算”，更没有伤谢烨的念头。

写完遗书后，谢烨开车回来，遇到他，和他发生口角，在极其激烈的情绪状态里，他打了谢烨，伤在她右额角上，留下一个伤口，出了血。清洗后仔细看，才看出了那个伤口。

打她的过程谁都未看见。第一位跑到现场的顾乡说，当时谢烨伏卧在路边斜坡上的一片草上，“脸半侧着，呼吸很重”。路上有一把斧子，斧子上干干净净。可以排除谢烨不是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顾城用斧子砍死的。

也许是在争夺或推推搡搡的过程中，那斧子碰到了谢烨的脸部，擦破了她的血管，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血迹。加上顾城那一推，她就倒下了。顾城扔下斧子就往回跑。

打了谢烨的顾城，浑然不觉他的“打”对谢烨意味着什么，更想不到谢烨会因此死去。

他从未打过人，他不是那种喜爱打架的人，现在居然打了，而且是对自己最珍重的人，他清楚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回屋后“一脸死灰”，眼光都散了，对姐姐顾乡说：“我把谢烨给打啦--”“我现在去死，你别拦我。”

顾乡急昏了头，丢下他，就跑出去看谢烨，一点没有想顾城后面那句话的含义。

跑着跑着，她心里“轰隆”一动，陡然醒了，吓得忙往回跑，却已经晚了，顾城上了吊，用的是晾衣服的那根铜芯塑皮绳。

医生赶到后，顾乡先带他们看了谢烨。

医生连说谢不会死，她会好(She should be right)，但后来终于没能救过来。

看过谢烨后，一位医生才独自去看顾城，一会儿回来说：“He is gone!”

其实，顾城即使能侥幸不死，被抢过来，却知道谢烨已因他而死，他一定也不会再容自己留在这个世上的。

一位诗人就这么去了。

满以为他的谢烨还能好好儿活下去，他只不过“打”了她，就罚自己去死，为谢烨去死，那内心该承载了多少的绝望呵！

如果在国内，他靠着成就与名气就能养活自己和妻儿，不至捉襟见肘，不至亲手操劳，养鸡，修梯田，做沼气，种土豆……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没干成，受到外界干预，别人无缝可入，谢烨能“嫌弃”他吗？

不过，诗人的祖国“遗弃”了自己的儿子。

顾城不无气愤地说：“我们生得太晚，大地上已布满人和国家……”“有时真想走了，不在人世挣命，老得想钱。”“我厌倦在所有生活中生长，我愿意干活儿，不愿意谋生。”

当“干活儿”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与乐趣时，他把它当成是写诗或创作，当它是一种艺术；一旦它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要用它换“钱”后，它就成了一种负累，变得苦不堪言。

这样一个人，先天就是逃避型的，躲在纯粹艺术世界中的，不肯多在俗务里逗留、耽误，他所需要的女人，就该是坚强的，能独当一面，为他挡风撑雨，有薛宝钗那样的能力尚不够，还得有整个的大家族在背后支撑，有公公婆婆叔子阿姨妯娌姊妹相互帮衬着。

一个谢烨怎能承当如此大的世界呢？

她本身还想着有人来为她担负点什么呢！

她跟着顾城看来真是累了，失去了在国内时的那些感觉--从本质上说，谢烨是一个“很虚荣”

的人，“只是虚荣得很有深度罢了”；嫁给顾城这样的诗人，大概就是她“虚荣”的一个方面。

谢烨的母亲并不同意这样的婚姻，顾城他们在上海时，谢母就常登门骚扰，不知道写作是需要宁静的，到了“关键时刻”，思路如泉涌，大坝合拢似的在最后完成一个“境界”。她不懂，自顾着自己说将开来，完成在即的“境界”刹那间崩塌了，惊飞了，恼羞成怒的顾城一下儿失了控，歇斯底里地掀翻了桌上的面条。

谢母呆住了，惊吓了，顾城那边也无比激烈。

上海终究是没法呆了，才移居北京。

日子终日快乐，由不得谢烨要说：“早知结婚这么好，真不该拖那么多年。”

直到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离开北京，他们之间都没有发生过“哪怕是一次微小的争执”。

其后，他们周游了西欧和北欧，先后到过奥地利、丹麦、荷兰、芬兰、瑞典、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讲学、访问。

9月，在伦敦举行的英国汉学会上演讲。12月10日回国途经香港，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研讨会”。12月16日在研讨会上再次发言。会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伊凡、西班牙巴塞罗纳大学汉学家高尔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闵福德教授等人的访谈。

1988年1月上旬，去美国纽约参加艺术博物馆大厅的诗歌朗诵会。1月中旬应闵福德博士邀请，以工作签证身份进入新西兰，任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和中文口语助教。3月谢烨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妇女医院生下儿子木耳。6月以符合技术移民条件被准许在新西兰永久居留。同月，在奥克兰海湾的激流岛（瓦西基岛）买下一座房子，开始隐居生活。秋天，应邀赴美国讲学三个月。

1989年1月，顾城辞去奥克兰大学职务，专心在岛上养鸡、种菜、作画和写作。2月新西兰政府正式签署顾城夫妇永久居留的文件。二人一同踏上一条“不归路”。

其出国之始，便是悲剧上演之时。

三

“裂痕”出现，最初是由于另一个女人李英（英儿）的“强行”介入。

那是个强烈地做着“出国梦”的女人。她以顾城为“跳板”，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用两个人的生命作了代价。

1986年6月，顾城参加北京市作协在昌平举办的“新诗潮研讨会”上，结识李英。

开始，她就赢得了顾城的信任，让他以为她深深爱他。顾城又相信《聊斋》里的故事，即一个男人有两个妻子，她们处得像亲的姐妹。便千方百计为她办起了签证。又以谢烨的名义，用他们卖鸡蛋的钱买了往返机票，将李英接到新西兰。

为了顾城，谢烨对李英也十分友爱，连李英的衣服都是她洗。

事后这女人却很快又“背弃”了他们，全部不认帐，想走。

顾城终于明白她的动机后，才悲愤而又痛苦地说：“让她走吧，她和咱们不是一路人。”

谢烨则以超然的口吻评道：“凭良心说，顾城真是让她给涮了……”“英儿真是没真话，演戏呢。”“她都不知道怎样不演戏。”“英儿就是变来变去，她没法儿把自己固定下来，她患得患失！”“英儿聪明，她也太知道怎么用她的聪明了。”“本来嘛，出国都是奔钱奔身份来的，我说我还就看不起这样的。好，她跟顾城说得那么投契，顾城的梦想是她惟一活着的理由--她要来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呀！可一来你就要进城了！你不是让顾城死吗？……我是怎么让她来的呀，那一个一个鸡蛋都是从三木嘴里省下来的；要不顾城怎么狠她呢？……顾城说走可以，回北京去！英儿当下噎那儿了。……她真心要走，那会儿抬腿就回去了，机票都是现成的，犯得着后来千难万难又延签证又延机票又办居留吗？”

但李英否认她的出国是奔着顾城去的，在决定去新西兰时，她还同时收到了另外两份邀请，分别来自日本和美国。

“在考虑和商量了很久以后，我终于决定……出国”。

并且，只是“因为顾城和谢烨不仅仅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灵魂里的信仰和亲人，他们让我觉得美好和安全”，才选了那里。 同时，还有个私下的“梦想”，想在那个“宁静、美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家。周末的时候，工作结束的时候，可以去看望他们，重新听到他们的声音”

。 这么样子说，李英的选新西兰，倒像是有点施舍顾、谢二位了。

她的出国，更像是稀松平常的，去日本、美国等，就像到海南、新疆那样简单，想去就去了。

谁曾想，等着她的去处是激流岛--许多人“带着美梦”而去，又“带了一颗破碎的心”而走。

那里既不“美好”，更不“安全”。

她一直觉得和顾城的关系，是那种“纯精神的柏拉图式的”，顾城和谢烨都该明白这个分寸。到了岛上，她才发现顾城已把自己当作“第二个妻子”，她糊涂了、呆住了，没几天就说要走，到奥克兰城里去找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顾城居住的激流岛，是个小小的度假岛，远离现代生活环境，距奥克兰坐客轮走水路也要35分钟，只在周末和假期才有些人来，连自来水都没有，风气极其朴素而温良，什么生意都做不成，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就没了几个年轻人肯在那里“遁世逍遥”。

加上顾城他们的境遇和在国内时一样，“一贫如洗”，李英这样一个“上来就跟我们大谈精子、卵子”“性冷淡”，被顾城称为三年不见，就“改现代派”的人，怎么能呆得住？

她是奔热烈的西方大都市来的，怎么会不失望？

那时候顾城已同意她走，回北京，她“噎那儿”了，她太知道“出国”有多不容易了。

要知道，顾城夫妇得到永久居留文件是1989年2月，1990年7月5日李英就上了激流岛。顾城的姐姐顾乡则是两个月后的9月才到的新西兰。可见李英在顾城心目中的地位。

为李英，顾城说：“想了她三年；那会儿她在中国要憋死了，办也办不出来。”无奈之下，就想把她说给身边一个配她的朋友，让他们结婚，那样她就来得名正言顺了--那会儿顾城没想到要沾她、碰她。

她来了，嚯，“你得以为老天爷换了个人送来”

。 同时，我们从李英写给顾城的信上也能看明白，她办签证酝酿了多久，遇到了多少阻碍--去一个新西兰已不易，更别说日怪人的日本、美国了！

试看：

毕业证书复印好了，我随信寄去两份，还有简历和申请书（1988年6月9日）

你说了三种方式：上学、访友和当作家。让我选。

我不知怎么选，我其实一个实在的想法，就是想知道哪个能快一些，稍稍好办一些。……谢烨可真是太好了，为了我的事这么急。我怎么办？我只会说梦话。（1988年8月5日）

能作为Visiting Scholar去新西兰是再好不过了。可我会讲课吗？我真有点怕。不过只要你一说话，我就会讲话了，就像那次会发言了一样，本来谢老师让我发言，我恐惧地想逃跑，可你讲完了，我就不再怕了，就会说话了。……听不到你的声音，是那么干渴。（1988年10月9日）

看到你的信，两封，在桌上等我……我觉得我活了一万年，……哪怕只有一天和你们活在一起呢，也值得努力。……想见你们，这是我此生还硬撑着活着的唯一理由。……无论如何，别忘了给我写信，我不能没有它。谢烨怎么样了？祝她健康、快活！（1989年5月8日）

我于七月一日接到了新西兰使馆的电话，取回了邀请信……大使馆的二秘麦贵雅先生对我很热情，他保证我拿到护照后立即在一二天内发给我签证，虽然现在新西兰大使馆的签证已经停止。

请闵再开一信，即申明：我若错过了会议日期，对我的三个月邀请继续有效。……机票的事还没人和我联系，没有使馆的人来电话。机票不要订死时间，最好由我确认时间。（1989年7月16日）

你们不会有事吧？来封信吧，否则我太担心了。

我又去办护照，于是问题又来了，官员称：我的邀请信中，一份提了费用但会议已过期，另一份提了延期，但又为说明具体费用……如果可能就请闵再开一信，我也依然在用手里的邀请信找别人帮忙，但不知结果如何！（1989年12月14日）

我已拿到了护照，用谢烨寄来的访友邀请信，办得很快，我开始想先不告诉你们，等拿到签证以后再告诉你们。可现在……还没有签证的消息，打电话去问也问不到……你们对闵教授说一声我已开始办理签证，有关事请他照应一下，若还没有接到大使馆那边的消息，是否也可让闵去信证实一下这事，也从旁催一下，就差这一环节了……大使馆换了人要重新审核，我不认识大使馆里的人，现在只能干着急没办法……所以你们帮我想想办法……真想能尽快见到你们……等待你们的消息。（1990年4月17日）

手续都已齐备，现在就是等待机票了。签证上规定的离境日期是最晚7月18日……我确定了起飞日期后，立即电话或电传告诉你们。我想说再见！（1990年5月23日）

正如作家岳建一和顾乡在《顾诚最后十四天》里所分析的，这些信是写给顾城（“你”）一个人的，谢烨只是个陪衬，提到时会专门点出她的名字，以与“你”分清。

后来李英却专门否认这个，说：“每一次回信，我都是这样开头的：顾城和谢烨，你们好！我以为这是很清楚的界限……”

又说她后来是被顾城“疯狂”强暴的，来到岛上一年以后，“1991年10月”，才真的爱上了顾城，“灵魂和肉体合而为一地在爱情里找到归宿”，进而要求顾城，“你得选择”。

但据知情人士《顾城绝命之迷》作者文昕记载，顾、谢出国前，李英就哭着来告诉文昕，她爱上了顾城，顾城也爱她。

“我其实第一眼看见顾城，就知道这是我的命，我躲不开的。”

文昕就劝阻她，别由着性子来，得考虑别人，谢烨和顾城“那么好”，“那么和谐，你代替不了她”。

“英儿一边哭一边告诉我，她和顾城之间，把什么话都说明白了”，还是当着谢烨面说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再不说就见不到了，一下子就说了……”

谢烨听着，“坐在那儿，什么话都不说”，一直在看一本杂志，似乎很不在意。其实，顾城当时对李英说的一句话，深深刺伤了谢，第一次引生了感情的裂痕：“你和我天生就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谢烨不一样，谢烨“是我造就的”。

顾、谢去世十年后的2003年9月26日，文昕又写了《换一个方式讲述李英的故事》，再一次重申当年的情形，披露李英不甘休的“大爆猛料”，在她新出的一本题为《爱情伊妹儿》的书里，开篇就哭诉顾城使她“沦为”英儿的痛苦心情，并谴责媒体为其贴上了她所不耻、也十分痛恨的“英儿”标签，现在她要以一个“民间女”的身份，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

文昕觉得，李英说自己的故事已久，从《魂断激流岛》到《爱情伊妹儿》，文昕不得不再次出来把真像告诉人们，“一则是为了告慰我的朋友顾城和谢烨的在天之灵（今年10月8日是他们辞世10周年）；二则是为了城和雷所有的亲人，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们一个交待--十年了，面对英儿和英儿的谎言，我歉疚太多！对死去与活在痛苦中的人们，我的沉默是残忍的，因为我是这一事件的惟一见证人”。

当年，李英像“一只灰小鸭”，作为一个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到北京作协举办的青春诗会上去，有幸认识了“当红明星”顾城，并且也认识了一个（也许是几个，她后来找过的不只他们俩）手握“一定重权的长者”刘堪秋。二人居然都赏识她，并全读懂了她“眼光中的某种暗示”。于是，李英同时“爱上”这两个人。

她在湖水边和顾城“打了水漂儿”，又在舞场上陪刘堪秋跳了舞。几乎也是在同一时刻，“分别走进了他们俩人的情感生活，涉入了两个曾经完整的家庭”。并很快成为刘堪秋手下的一名“下属”，直至他“权力过期”。

在这关键时刻，李英再向外“呼救”，最终顾城也“倾家荡产地”把“迷恋”自己“精神世界”多年的女孩儿，“解救”到了国外！

家庭因此破毁，事业因此飞灰烟灭……

谁料，顾城家破人亡尚不够，李英称自己受了顾城的“摧残与强暴（反正死无对证）、是受害者”，端出与刘堪秋的“爱情故事”，这样一来，仿佛出没于刘堪秋家庭的时间，便能反证“不曾出入于另一个家庭的‘作案现场’”。

还出了《爱情伊妹儿》，说自己不想沾顾城遗作《英儿》的光，开篇却就“提到（影射到）顾城”。

文昕气不过，说如果李英不旧事重提，不控诉别人，她的“爱情故事”尽可以随便去讲，可现在“旧事重提，我便有责任和义务替城和雷向你讨还公道，因为那两个被你的做法害死了的灵魂再也无法向你开口争辩，他们走了十年了，却依然‘死不干净’，世间公理何在？！”

那次诗会后，作为“好姐妹”，是文昕把李英带到顾城家里去的。

也是由于文昕和顾城、谢烨间的友谊，使李英得以有机会“走进了这个家庭”。而谢烨天性快乐友善，对人从不设防，那样喜欢她，当李英是“小妹妹”。

后来，李英竟说自己爱上了顾城，不喜欢谢烨。

文昕沉痛地说：“自从你写出第一篇血泪控诉的文章之后，只要想起雷、想起我们俩曾经有过的友谊，我的心就会越来越痛！我对不起她！如果没有你的出现，雷是一个多么快乐自豪的妻子！雷和城怎么会死呢？！”“你老是受害者、老是被人‘强暴’、别人全是罪犯！这就是你做人的逻辑。你的书正是踏着城和雷的尸骨从媒体上走到世上来了，‘英儿’这个名字原本就是你的‘卖点’，没这个卖点你怎么卖呢？……英儿，你的故事只为卖钱关系不大，但你不能再伤害城和雷的亲人们！”

然而当时的谢烨太善良，太怂恿顾城了。她不计较许多，反极力促成了他们的“好事”，在李英出国上出力最多--难道她意识到了自己会有“外遇”，和顾城过不下去，要预先把他交给这样个女人？

不是，那时候尚没有这些事。

她承认，在“英儿的事上我有很多喜怒哀乐”。

1993年9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烨说自己帮李英出国，只是因为怕顾城太伤心。

“英儿对他那么好。我很同情他们之间的感情，成全他们未尝不可。”

她又说：“从道理上、概念上来说，此事不通；但直接从人性角度来看，就通了。……有人说我很傻，甚至怀疑我是否根本不爱顾城。其实我是太爱他，才为他们作了很多牺牲。唉，谁也说不清爱是什么东西。”

不料“引狼入室”，李英很快就把自己给了顾城，对他有了“补偿”。

作为“交换”，顾城也该允许她立即就走，离开此地，到城里找工作去。

顾城不许，才一反“信上的热情和想往，不断表现出对顾城做过的和正做的几乎所有事情的不以为然、蔑视和嘲笑，并且得到了谢烨的响应。世上的种种功名利禄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争吵可以与他无关，但你和谢烨不可能与他无关，你说过的话为他制造的憧憬不可能与他无关”；此前，顾城与谢烨的生活是简单、平静的，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成功或失败尽在意料和情理之中”。她的到来把这一切搞乱了，也把顾城的生活与精神搞乱了。

谢烨心性里太高傲，她对表演得那么“清纯无辜美好高级”的李英没法子恨，也“弄不清错在哪里，只有恨顾城；她被伤在命根儿上。可顾城直到最后还以为你的事没有伤她，还梦想你们确曾像姐妹一样，她也直到最后都无法把内心深处的难过讲出一句……是你让顾城乱了，也让谢烨乱了，她弄不清心中莫名的烦恼、莫名的爱和恨，她要顾城写书，要顾城死，要顾城作为她的丈夫完整地为她死，她要报复……她全部的幸福、整个的骄傲被毁掉了……是你破了她的爱，破了她心中的完美、心中的骄傲，破了还沾沾自喜，破了还不认帐……”。

趁着顾城带谢烨出外讲学的机会，李英还是走了。

她拢共在岛上住了一年半，从１９９１年３月到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才发现自己终是无法取代谢烨的。

“没有人真的爱过我，没有人真的怜惜我”，“我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应该说，李英的走是或迟或早的事，即使谢烨“让位”，她也受不了岛上的寂寞之苦。

且先看看在她出走前后，顾城那边都有哪些主要的活动：1992年3月，应德国DAAD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赴柏林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离开激流岛；4月26日与柏林和斯洛伐克社会学院教授谈话；5月参加荷兰鹿特丹市“国际诗歌节”；5月中旬到美国纽约和三藩市朗读诗作，作巡回演讲，再次见到美国著名诗人金斯堡、菲林格等；6月5日参加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现代诗歌国际讨论会”，有多个演讲和发言；11月28日参加柏林现代艺术展览研讨活动，作《东方艺术--灵性意识的选择》演讲；12月在德国波鸿大学演讲《从自我到自然》；1993年1月在西班牙、荷兰、罗马尼亚等国家讲学；同月李英席卷了他们住宅中的财物，包括存款，和约翰结婚，从激流岛出走，到澳大利亚悉尼；3月顾城得知李英出走的消息，他的“女儿国”的梦又一次破灭，受到极大打击；3月17日顾城夫妇回到阔别六年的北京；3月23日离开北京回德国；4月在柏林开始写作长篇自传体小说《英儿》；7月10日应法兰克福大学《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讨论会》邀请，做《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学术报告；8月初应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离开柏林，到西部艾佛尔山区伯尔小屋，从事写作；9月3日离开德国返回新西兰，途经美国，在飞机上写下最后一首诗《回家》；9月6日在美国洛杉矶的好友，《洛杉矶自由新闻导报》编辑顾哓阳处居住了半个月；9月18日在洛杉矶接受记者曾慧燕平生最后一次电话采访；9月21日离开美国；9月22日在塔希提岛转机，拜访著名画家高更曾居住处；9月24日回到新西兰奥克兰岛的激流岛；9月27日给父母写返岛后的第一封家书；10月2日-7日开始为儿子木耳写一本书，终未写完；10月7日投寄诗《回家》给父母；10月8日给父母写家书和遗书，夫妇在激流岛辞世。

顾城其实只想躲在小岛上，避开繁华，不希望出去的。但总是忧心忡忡、矛盾重重。因为他憧憬的幻梦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比如买房的贷款，就是个不小的负担。

谢烨鼓动李英一起说服了他，把他拉出那个无所作为的“桃花源”，让顾城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接受奖金，周游世界，才还清了贷款。

女人们要追求尘世的幸福，顾城却厌恶、鄙弃名利，无法阻拦她们。这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烦恼。

顾城、谢烨的遗作《英儿》，就是岛上生活的录像，真实得令人感到压抑。而谢烨参与进来，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据说是“为了解脱”。

对顾城来说，那就更是一种发泄了。

谢烨已然不能忍受，何况是李英呢？

回岛后，顾城与谢烨日常的主要议题，便都是围绕李英及其出走展开的--在外面顾城尚来不及消化李英去后的苦果。

而且，《英儿》这部过于“真实”和“坦白”心迹的“情爱忏悔录”，也再次刺伤了谢烨。

顾城至死不悟，坚持认为和“英儿”在岛上一起生活的那段光阴，“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感觉自己的生命已达到最和谐的状态”。

他不明白，由于“英儿”的到来，他们的关系搞坏了，生活更为艰巨。儿子也被送到另一家去寄养。

谢烨曾在信里透露：“尽管我还是对他的许多东西赞美不已，但是要全部的放弃生活是不可能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这一决定无异于要他的命……我想他是难得的天才，可是……我无法再和他这样下去。”“他对我算好的了，没有我他不能活。可他对木耳不好，他要把木耳从我身边赶走，不论什么形式，卖了，或者送人，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不知道谁还能有办法）。”

谢烨可以忍受与“英儿”同在一起居住，可无法忍受长期与爱子分离的生活，为此常与顾城争吵。

另一个因素则是，顾城在异邦已漂泊六年，因为不懂外语，而厌倦了国外的生活，本想在小岛上稍住一段时间，就回北京长住。谢烨却认为，应当尽快去德国，那里的创作基金会说顾城是天才，愿意提供长期的创作基金。二人就发生了口角争执，且争执日益激化。

谢烨所以暂时没有离开他，其矛盾正如她在家信里说的：她有“一种责任感”，“我有了儿子，我从木耳的期望中找到了我的期望。我期待着一切我想像中应该出现的过程。我不能放弃我的期待，也不能让木耳失去他的期待……小木耳渴望着爸爸的爱，即使爸爸‘使他伤心’，他也宁愿相信爸爸是病了。他不明白爸爸怎么了？嫌他，还打过他。但是，他在论证爱他的人们中，从不忘记爸爸也是爱他的……木耳的期望太简单了，他要有一个温暖的、快乐的家，有爱他的妈妈和爸爸”。

“我想在年底以前，我回到新西兰后带着木耳离开他，用什么方式我还不知道。我一直感到麻烦的是我离开他，他就完了……除了寸步难行以外，他还是有可能伤害别人的，因为他自己一直抱着死念。所以别人奈何不了他，他什么都明白。他的死念也是对我的威胁，所以我一定得离开他。除非他死了，否则我没有别的办法，他是不会伤害我的，因为我从来帮着他，今天是我不愿意再帮他了。我已经跟他谈过，我受不了这样生活，他也知道。但是他没我不能活（我知道他还爱我，可他的爱不是我要的），我决不能因为他离开木耳……”

除此以外，“说实在的我看得上的人太少，我现在真不愿意说什么思想、事业了，我要一个能共同面对生活胡乱活下去的人（当然也不那么简单）。他不愿意迁就我，我又不能迁就他。……我知道我大概是彻底的变心了……我一点也不爱他，只是欣赏他、可怜他。我真的知道离开他，他就完了。但是他不可怜我。他能给我的，我都不需要，我要他做到的他又不可能。何必呢？我们从来不吵架……我要离开他……”

也就是说，谢烨一直还未找到合自己眼界的人。

同样，大概岛上接触范围太有限的缘故，李英所嫁的不过是一个比自己年长30岁的德国人约翰--此人曾帮她拿了“绿卡”，她对他并不爱。

就这样，他们一个个都“圆满”地走完了自己的“出国”之路。之间却留了很大的裂痕，付出太多的代价。

至于这代价付得值不值，外人就不好说三道四了。

起码，顾城与谢烨所为李英付出的，是太不值得的。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顾城宁愿在外受苦受累，不仅一度自己不想回国，还要不断把亲友引度出去呢？

外界吸引他的，不是它的物质条件，顾城从把追求这上的享受，那只能是精神意义上的。

在新西兰，他真正拥有了一个自由的心灵，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他的作品，暂时并没有超脱出去，假以时日或可有成。

这却是个不能证明的假设。

我们只能以和他才气不相上下的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作家旁证。

最好的例子是北岛。

诗人、小说家北岛，不及顾城单纯、“童贞”，却比他有想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出去后也未写出什么惊世之作来，反因脱离母语环境，不熟悉当下生活，心态浮躁，而写不出优秀的作品来了。

顾城在他那个相对封闭、平静的“城堡”里，没有林语堂那代人的外语与国学根基，１２岁上就与父亲一道，被勒令“下放”到山东的一片荒滩上改造，和父亲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写出的诗都不能发表，也绝不可让人知道，只能丢进灶里，“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林彪出事后，他们才获准回京，顾城已17岁，没有任何机会，临时在街道办一个小集体里掏阴沟、筛石灰、拉大锯、刨树根、油漆家具、修理门窗……失业后有又干了翻砂工、搬运工、借调编辑等，找不到工作而烦恼。这样一个没有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的人，出国后谁知道能有多大作为呢？

有所不同的是，林语堂他们多是先留学，再回来，有一定成就、基础和条件后出了国，在外面闯世界的，做的同样是老本行，大学教师。

顾城却是在国内大名鼎鼎后才出的国，不是留学，也不是靠在大学任职生活，而是辞了职，直接在外谋生，走的是一条比较曲折、艰难的路。性质与老舍相当，却比当年的老舍处境、条件艰难许多。

四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外国文学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一生两度出国，创作生涯的四分之一时间是在国外，有三分之一的长篇，成于异域。

1918年，19岁的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毕业，在北京、天津的一些中小学当教员，又受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到缸瓦市基督教教堂参加英文夜校学习，义务做一些服务，结识了后来对他具有巨大人生影响的许地山、白涤洲，和夜校主持人、刚由英国回国的宝广林。经宝广林推荐，他认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老舍的勤奋好学给教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24年夏，老舍已有六七年工作经验，机会来了，艾温士告诉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想在中国聘请中文讲师，他有意推荐老舍，老舍犹豫再三，放心不下母亲，最后还是答应了，考虑到出国除了收入稳定外，还能考察各国情形，寻求救国道路。

最主要的，连他自己也未意料到的是，他在那里“有闲”了，继续了自己的“学业”时代，读了大量的书，真正不必为拿学位地、自由率性地读了大量的经典，找到了创作上的“情人”，爱上它、结交它、模仿它，走进世界最前沿的现代作家的世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这也是创作所必须要经历的道路。

环节似乎是紧紧相扣的，在他写作时，一个重要人物许地山始终在场，为他的小说，找到了能在国内发表的地方。

1924年9月14日，老舍坐客轮到达英国。艾温士教授已为他找好房子，是和许地山住在一起。那是个二层小楼。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姐姐需要人照顾，妹妹不能出去做事，给大家洗衣、收拾房子、买东西、做饭，其勤苦和独立精神，深为老舍敬佩，了解到英国社会下层贫民的生活。

老友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遵守“为人生而艺术”的“会规”，作品早已蜚声文坛，代表作有小说《命命鸟》等。曾留校任教，在老舍之先出国留学，拿到美国的硕士后，又到牛津研究宗教，两年后拿到硕士学位，就回了国。

现在因为没开学，就在伦敦住了几天，写写小说，是个性格随和，爱说笑话，知道什么说什么，毫无保留的人。他有时很厌恶外国人，连英国人喝汤时不准出声，都当作愚蠢可笑。这影响了老舍看待外面世界的态度。毕竟，他不是出来读大学，无需要由学生向成人期过度，而是做教师的，是一种成年期的再社会化过程，在其中融合两大文化与生活方式。

初到国外的老舍，只觉得一切很新鲜，还来不及进行判断，有许地山带他游览城内城外，老舍既可看到“古迹”，也能留意到它阴暗的方面。而在东方学院的学生，入学没有任何限制，从十几到六七十岁，老舍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班级、课程的划分也是按学生的选择决定，他们程度不同，需要学习的功课不同，课时不同，所要的老师也就不同。有的一人一班，让几位老师忙得团团转，也让老舍接触到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英国人。这些中等人家子弟，与八旗子弟差不多，学习只为混资格。

学生也有整班上课的，大多是军人，会一种语言每年能加金一百英镑，或继续在国内任职，或派往外国占领地。大英帝国野心勃勃，如此处心积虑地训练人才！这形成老舍救国救民，必先改革教育的思想。

1925年春，老舍搬到圣詹姆斯广场31号，与艾支顿合租一层小楼。此人曾是牛津大学补习学校教员，颇有才华。老舍遇见时，逢他闹离婚被解职，很落魄，他提议“交换知识”，让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住在一起。二人便合租了，一住三年，建立了深厚友谊，是老舍在英国最亲密的朋友。

通过他，老舍又认识了许多英国朋友，善良、务实、独立、勤苦，都富有才华，懂几国语言，却就是找不到工作。那些远不及他们的人，找个事情做，就更难了！

老舍自己的薪水一年也才250英镑，不够一个普通学生的生活费，还得寄钱养活老母，有一次多寄了一点，就不够了，只好请朋友代付两周的房钱。

1928年秋，老舍搬到托林顿广场14号公寓，这里条件很差，租着的都是穷人、苦学生，使他切身体会到中国人在异国的生活状况。

1929年春，为省房租，老舍再搬至蒙特利尔路，度过最后半年异国生活。那是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到学校需转几次车。

好在他能有所超脱，有自己真正所要从事的创作。

早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时，老舍就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对这个作品，他认为只是充数儿的，不算真的创作。

继而在南开，他又翻译了老朋友宝广林的论文《基督教的大同之义》。

到英国教书后，老舍受东方学院之邀，参加过一次公开的学术讲演，题为《唐代爱情小说》，十分成功，后来就发表在燕京书院学刊上，是老舍的第一篇谈文学的论文。

1925年，他和艾支顿合租时，又不遗余力地帮助艾支顿完成《金瓶梅》的翻译，但老舍从来不提这事。

上述作品都是额外收获，起码不是他有意进行独立写作的成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自己当劝学员时的一段生活，写一个地痞、高利贷者老张，小学校长，只信仰金钱，以钱为本位，以及他做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内容从学界深入社会，笔调诙谐，刻画出老北京市民的生活与世相。

写作第一部长篇时，许地山已去牛津上学，老舍孑然一身，也没有多余的钱出外消遣，新鲜感已失，便拿了笔写起来，自己和自己讲笑话，借以排解苦闷与寂寞。写出来有好几本文字后，许地山又来玩，没什么题目好谈，他便拿出本子来念了几段，许地山敦促、激励他写下去。 老舍又是一向热爱、喜欢文学的，早在师范学校时，就开始有所偏向地进行研习，“偷偷的”写，“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之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这使他得到训练。 此后有闲时老舍就写，大约1926年春，他把它写出来了。立即寄给国内的罗常培和白涤洲看。罗把它转呈鲁迅，鲁迅批评说地方色彩浓了，但技巧上尚有商量的地方。当时，北新书局很想出版，结果《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抢了先，是由于许地山看过后，没提意见，就让老舍寄给他了。 老舍自己没抱太大期望，随便那么一卷，扔进邮局，都没挂号。没想到两三个月后，居然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印成书，畅了销。 看到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诞生了，老舍快活得连话都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就在眼圈中，就去一家中国餐馆犒劳自己一顿。 可以说，这小说顺利出世，意义非凡。它是老舍创作的真正起点，和那时候的长篇比一比，也是比较胜出的。其独到的北京方言，俏皮尖刻，已初露语言大师端倪。其中有关北京生活、自然风光和青年人爱情心理的描写，尤为精彩。

所缺和写《猫》《围城》之前的钱钟书一样，只在小说的布局与构思；有时“幽默”太过，流于油腔滑调。这在初学者，往往是难免的，也是必须经历的磨练过程。

这以后，他觉得自己是要真正当个作家了，对未来有了希望和追求，在许地山的介绍下，加入文学研究会。一边拼命读外国名著，一边写第二部探索国民性的长篇《赵子曰》，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是年轻人，学生。

阅读名著的经历使老舍感到，并非是个名著，就能给好处，对有的作品，他根本读不进，也有的读得很痛苦，即使歌德与莎士比亚，他都不能忍受。

他慢慢发现到自己所爱的作家和作品。但丁的《神曲》让他受益最大，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和文艺能够达到的真正深度。

1926年夏，写了一年多时间，《赵子曰》脱稿，老舍先把稿子给朋友看，提提意见，朋友看得直笑。他更有了信心，依旧给郑振铎。1927年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最初的创作，在老舍是比较功利的，为了拿一点稿费，解决吃饭问题。

许多作家起步时也都很功利，他们不清楚自己将到达什么地方，会取得怎样的成就，能不能成功。他们的自信和追求，是随着外界的肯定、奖许而不断提升的。

但在那样的年代，国内正爆发北伐战争，任谁都不能忘记国家大事，原先的底层体验中注进了爱国内容，成为他写作时的思想倾向。

9月底，郑振铎到了伦敦，过去二人只有书信往来，一直未谋面，这次老舍就请他出去吃饭，郑振铎作了回请，互道倾慕，非常亲密。

1928年，老舍开始阅读康拉德、威尔斯、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这都是他喜爱的作家。他们让他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懂得了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不管什么派别，都是健康、崇高、真实的。

狄更斯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二人在秉性、才情、经历上很相似，使他起步就找到了自己，在《老张的哲学》里，留有对这位老师的“摹仿”痕迹。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的食而不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成了大师。事实上，到《赵子曰》时，老舍就已有了突破。

在国外作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崇敬的人。他那写实的风格，尖刻的笔调，很得老舍心意。他又使他懂得了怎样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写作不是游戏等。

经典作家注重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也使老舍注意发现了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屈辱、苦难，并直接促成他着手写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形成自己风格特色的《二马》。

写它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当时，老舍已搬到了托林顿广场附近的一座公寓里了。朋友给他讲过许多穷苦的中国人，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故事。他感触很深，写了父子俩在伦敦的遭遇，比较了中英两国的国民性，探索了中国人的出路问题。

他一边写，一边念给朋友听，请他们提意见。

和前两部不一样的是，它引入了康拉德的倒叙法，起首就见了最后一幕，对故事先有了通盘设计，写来节奏紧凑严密，人物心理描写精致入微，把背景伦敦的环境、氛围，写得那样细腻切真，在狄更斯式俏皮的外壳下，有了真理的苦味，又用了清浅简练的白话，第一次保持完全意义上的老北京人的活的、出味的语言，在质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当然，它只是一部在艺术上初步成熟的作品，某些人物尚嫌单薄，计划6月要离开英国，这小说他是狠心“硬行结束”的，以免离开前就寄给《小说月报》，不留心病，所以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作深入开掘。

1929年5月，《二马》开始连载。

同时，他还写了一个短篇《旅游》，在《留英学报》上发表了。

按合同，7月31日老舍的任教期满，忙申请到80磅回国旅费，看望了朋友，6月底就离开伦敦。花一个多月时间，游览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最后在巴黎住下，想找个工作，适逢经济恐慌，大小企业破产，失业者巨多，一个多月后离开了。

幸亏这里的朋友还拿着老舍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他就开路里了。

行20余天，到达后，他已身无分文，决定先去商务印书馆。语言不通，他不认路，由着车夫往前拉，巧的是商务印书馆恰在这条路上，他高兴地下来，找到经理，介绍了自己，说是《小说月报》的作者，说明来意。经理很客气，把他辗转介绍到一家华侨中学做教员。

他的学生15、6岁，肤浅，思想上却很激进，让人觉得新思想不在西方，而在东方，英国的孩子不会想到这些天下大事。

老舍在那里呆了近半年，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愚弱了，相反，他看到的是希望，是中国人无穷的创造力和抗争精神。他不再看好于写爱情小说了，以为世界比爱情大得多，爱情的分量很轻，或许是他一直没有爱情生活的缘故，这样，他开始以明快的笔调写《小坡的生日》。

写到五万多字时，学校放假，合约到期，他虽然想留下来，人家却排挤，从中破坏，他干不下去了，加上母亲不断来信，2月底，他只得离开那个给了他“魔力”的地方，在1930年3月到达上海，住在郑振铎那里，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它的最后部分，交《小说月报》发表。

老舍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并说直到写了这部作品，他才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描写一切。

可以说，有了这几部作品，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初步的确定。

而如果没有许地山这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再往前说，如果不是老舍参加了基督教教堂的英文夜校，又认识主持人宝广林，并在那时候就结识许地山，后来通过宝广林认识艾温士，受艾温士推荐出国，在英国有如此有利、优越的文化环境、条件，那么，很难说老舍就能出去，出去了就能选择走写作这条路，写作了作品就能这样顺利出生。

如此，一个天才的成长与出来，确是需要许多方面的因素来成就的。有时候，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东西悄然而来，不期然而至，任何人都意识不到将意味什么，事后去想想，也会发现它出现得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神奇神异，仿佛是造物者上帝的灵感，也只能是一个“灵感”！

同时，主观的努力和外界的提携、激励，我们很难说谁更重要，对不同的人，二者的意义不一样。

譬如出身世家的人，后一个不很缺乏，所缺的是前者，对来自后一方面的帮助，就没有太大价值。可是，对像老舍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那样一种环境条件下，身边要没有了许地山、宝广林，那么他起码还要摸索多年，去等待其他机会，在摸索、等待过程中，一次次饱受煎熬，一次次灰心绝望，太久了，挣扎的力都会丧失掉，到可以起飞腾跳时，那翅膀却可能再难举动了。

可以说，是伦敦成就了老舍，为他打下了丰厚的、创作所需的能力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加上回国后进一步的生活积累与观察，他才写出了此后一系列的经典篇章《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猫城记》、《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

而这一切，都是顾城不能想望的，虽然他像老舍一样，出国也是受了邀请。在国外，他不仅融不进大城市去，需要拖家带口，而且没有最低限度的固定收入与生活保障，还接触不了方方面面的人，与外界进行广泛交流，不知道真实的新西兰人的生活状态等等，他的诗作缺少了早期丰富的生命与情感体验。写小说也只能是《英儿》这类的自传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