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俗化日益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的必然进程时，人自身的沉沦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一种深刻的内在危机。　　人类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强有力的科技手段与极为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然而，这非但并未真正解决当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反而令人迷失在五色纷呈的现实中。　　工业化的组织管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孔子生在今天，亦不可能“述而不作”便荣登思想家教育家的宝座，因为工具合理化取消了一切不能统一衡量的东西。文凭、职称、论著、课题、科研成果、评奖……方能代表学者的价值，没有这些必要的“硬件”，没有谁会认可你的满腹经纶。在这样要求下，社会造就了大批的哲学博士与教授，却没有了现代的老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于是，为论文而论文，就成了博士教授们的必要功课。　　同样，以效率为目标的社会生产，让生产在线的员工成为流水线的配件，让计算机工程师成为计算机的外围设备。技术的进步方向中，逐渐显现了其所包含的对个体存在和个体需要的普遍漠视。正如经济学家凯因斯所说：技术正在人们贪欲的高温下变得狰狞。昔日“庖丁解牛”兴会淋漓的工作快感与创造感，在今天则体现为薪金的多寡。然而，快乐能被换算吗？　　在求学与就业的选择中，人们每一次的“自主”选择，莫不是在各种实用利益的比较中进行。“选择”，本质上却是一种“被选择”。结果，选择愈来愈像一种投资，一项工程的前期预算。学以致用的目的论，说穿了不过是“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现代版。　　在世俗实用的眼光打量之下，科学越来越被技术取代而成为致富的工具，失去了探索客观世界的本来意义。学科的差别与不断细分，又进一步将人局限在专业的范围内，令人一旦走出专业的圈子，就会变得一脸茫然，如同进了侏罗纪公园。知识的片面化，必然导致人格的不完整，

造成人的精神与心理缺陷。一个埋首于经济商务活动中的人，永远不会定睛片刻哈姆雷特“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根本问题。　　经济发展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让人将挣钱的目的由温饱向享乐过度。不幸的是，温饱是有度的，享乐却是无底的，它并不能带给人满足感，却可以将人带入无限的追逐运动之中。服装、电器、住宅甚至饮食，都在广告中闪烁着诱惑的光彩，教唆人程程追赶。精神的追求被置换为纯物质的追求，日益变成物的附庸，失去了崇高感，人的主体性无声无息间丧失了。　　大众文化为“享乐的合理性”提供了足够的快乐与审美，文化在由经典向通俗过度中，也消解掉了原有的严肃性与理想性，代之以世俗性与平庸性。具有永久意义的经典，被热闹一时的流行文化淹没。“流行”即成了大众文化最显著的特点。谁最能博得大众的万千宠爱？当然属那些能够给人以强烈刺激的活动中的人物。于是，体育明星、流行歌手、笑星……应运而生，成为聚光灯追逐的焦点。因为，他们最能激活观众的情绪。可见，大众从明星那里所寻求的意义只是——欲望与情绪。人们所崇尚的仅仅是高度分化和片面化了的生命状态，而人们在激动之余在灯阑酒醒之后所感觉到的，不过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在这众声喧哗的潮流中，很少有人能真的说“不”，也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定力把握自己。　　今天，在人类追求了千百年的摆脱物质匮乏的愿望现实之后，人自身却没有幸福感。　　具有无限发展意义的现代化本身，又将现代人抛向永远的“人在旅途”之中，既远离故乡，亦达不到终点。对于每人位歧路彷徨的现代人而言，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植根于现代文化中的焦虑感、荒谬感与孤独感揭破了现代人遭遇的矛盾与苦闷。索尔．贝娄说：“我们已经彻底揭露了自我的旧观念，因此我们几乎不能继续重弹老调了……

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人类是某种事物，他到底是什么？”　　现代人沉沦的严峻性与悲剧性，向人类警示：必须寻找根本性的缺失。　　帕斯卡尔说：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反之亦然，人可悲的时候是没有上帝的。　　远离上帝，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问，正是现代人危机的核心。“意义”的缺失，使人类所获得的一切福份都过眼烟云般消散了。失去了根基，没有了支撑，现代人的生命就是失重的生命，他的存在状态，就必然是漂泊状态。没有什么会比这更痛苦了，因为这是没有安慰的痛苦，对于人而言，意义的丧失是不能忍受的。　　人与世界之间的意义关联，是人克服自身和世界异化的唯一途径。正是彼岸之光赋预予此岸以意义。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中说，上帝把“永远”安置在人们心中。“永远”，即：昔在，今在，永在，即人类与万物的存在依据与终极意义。这意义方能给人以安身立命之所在。上帝将“永远”赋予人，让人对意义有了与生俱来的需要，这一需要也就成为人的基本属性。当代文化的世俗化倾向引诱人们舍本逐末，正是“世纪病”的症结所在。无可怀疑的是，人类不可能在意义匮乏中生存下去，人类对意义的重新关注与追寻，人类向上帝的回归，将是解决现代危机无必经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