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韩国警方确认，年仅25岁的艺人崔雪莉在家自缢身亡。随后，雪莉所属SM公司发表声明，证实了这条消息。



（图为雪莉照片）

事后来看，雪莉的身故其实有迹可循。在此次事件发生前，雪莉曾在半夜开直播，含泪吮着手指却不说话，情绪异常。她还在节目《真理商店》里表示，“感觉很多人唯独对我戴着有色眼镜……观众朋友们，也请疼爱我一些吧。”2016年底，雪莉还在社交网站上发布自己满手纱布的照片，显示了自己从手腕动脉到虎口的多个伤口。

这些现象都把雪莉的死因指向了抑郁症。

有关抑郁症的话题总是来得很突然——90年代科特·柯本的子弹，21世纪初张国荣的纵身一跃。对于大众来说，这些人的离去意味着每年固定的某一天被刷屏，或是再唱起他的歌时感伤当年，但对于当事人的痛苦是难以感同身受的。

同样受抑郁症折磨的崔永元在谈到张国荣时，就表示非常理解：“发病的时候跳楼就像是拧开瓶盖喝水一样，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没有特殊意义。”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说：“抑郁症就像一条黑狗，一有机会咬住你就不会松口。”

抑郁症这条“黑狗”为何在我们的时代反复出没？它真的不可战胜吗？除了扼腕叹息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次，DT君（ID：DTcaijing）想用文献和数据，为你找到一些更科学的答案。

1

抑郁症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些数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17年发布的《抑郁症及其他常见精神障碍》（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报告，现在世界范围内预计有超过3亿人饱受抑郁症的困扰，全球平均发病率在4.4%左右。从地域、年龄、性别等维度，报告还有以下发现：

1. 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女性平均发病率为5.1%，高于男性的3.6%；

2. 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55-74岁的男性抑郁症患病率超过5.5%，55-74岁的女性抑郁症患病率超过7.5%。60-64岁女性为高危人群，发病率接近8%；

3. 低收入国家/地区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国家/地区。

（图为WHO报告截图，从人群特征上，抑郁症的发作基本遵循着女多男少、发病率随年纪上升的特点）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抑郁症其实很常见。

当视角从世界缩小到中国，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抑郁症发病率也达到了4.2%，差不多每20人中就有1人患有抑郁症。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抑郁症患者数量在5500万人左右，仅次于印度，远超过第三名美国。另外，最近屡传出明星患病消息的韩国抑郁症发病率是4.1%，抑郁症患者规模为190万人。



搜索引擎也透露了现代人对抑郁症的关注。

从百度指数来看，最近一次抑郁症搜索高峰出现在2019年8月中下旬，爆红历史剧《长安十二时辰》女主角热依扎自曝患有严重抑郁症。



（图为以“抑郁症”、“焦虑症”等为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蓝色曲线代表的抑郁症搜索指数远远超过其他病症）

搜索抑郁症的大部分人，不仅是抱着了解或围观的心态，不少人或许也正受到抑郁情绪的困扰。查看具体搜索词，“抑郁症的表现症状”“抑郁症SDS测试”“抑郁症的十个先兆”等表明，不少人怀疑自己患上了抑郁症，正在寻求验证。



（图为以“抑郁症”关键词进行联想的百度搜索指数需求图谱）

自检成为普遍行为背后，是患病人数的持续上涨。WHO统计数据显示，自2005年到2015年，全球诊断患有抑郁症的人数增长了18.4%，这期间世界人口增长比为12.7%。

当然，这与医疗发展带来的确诊率提升也有关系。

在抑郁症数据背后，我们更关心，这条“黑狗”为何在我们的时代反复出没？

2

人们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

得从抑郁症的成因开始说起。

抑郁症又叫抑郁障碍，从精神病学上来说属于心境障碍的一种，《精神病学》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本病的病因尚不清楚，可能与遗传、生化、生理、内分泌以及心理社会等因素有关”。

诸多因素归纳起来，符合美国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精神病科医生乔治·恩格尔在1977年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BPS模型），这是迄今为止仍广受认可的精神障碍解释。



（BSP框架常被用作慢性疼痛或情感障碍的分析，图片为学者Jordan在研究慢性疼痛时使用的BPS分析框架）

从生物层面来看，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基因、脑内神经递质功能障碍、脑结构异常、神经内分泌功能异常等都可能与抑郁障碍有密切关系，但是机制尚不清楚。

从心理层面来看，抑制型气质及内向人格更容易患抑郁症，更多的负性想法和功能失调性态度是抑郁症发病的基础。

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负性社会生活事件往往是抑郁症发病的诱因，这里的负性生活事件包括丧偶、离婚、婚姻不和谐、失业、严重躯体疾病、家庭成员去世等。有研究表明，在上述事件发生的6个月内，抑郁症发病危险系数增加6倍。

借用“各色人类研究中心”的比方就是：遗传造了枪，环境上了膛，负性生活事件负责扣下扳机。

从这些抑郁症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更普遍的“精神亚健康”和“生理亚健康”成为抑郁症发展的时代背景。

CBNData的一份报告显示，情绪压力占据了现代人心理困扰的44%，而抑郁情绪是主要来源之一。



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调研了超113万人后发现，有73.6%的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心理完全健康的城镇居民仅有10.3%。



《白皮书》的数据还印证了负性社会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

通过对71760名受访者的调查可以发现，不同婚姻情况相对比，丧偶人群心理健康状况最差；躯体患有疾病的受访者的心理问题发生率，是躯体亚健康受访者的1.6倍，是躯体健康受访者的10.7倍；而慢性病患病人群中，心理健康的仅占5.1%，过半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抑郁、焦虑问题突出。

3

面对抑郁症，除了扼腕叹息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WHO发布的《抑郁症及其他常见精神障碍》报告里，我们还能看到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数据：自杀人数。当前世界上每年都有约80万人自杀，而抑郁症正是最主要的诱因。

根据学者费立鹏2002年发表在《柳叶刀》的调研：1995至1999年，中国的年均自杀率为23.2/10万，心境障碍（抑郁症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是自杀的主因。

除了扼腕叹息，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治愈抑郁症的难点在于，这需要非常专业的帮助，但现有医疗体系并不完善。

在前两天发布的《我在盖茨夫妇面前分享抑郁症》文章中，作者“端端酱”写道：

“身体症状越来越明显，早醒失眠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我又找到另一家三甲医院的B医生，这次推荐我看中医，之后的一段日子，中药、针灸、推拿、点穴……能做的，都做了，钱花了不少，效果寥寥，只得作罢。”

中国精神科医生的缺口仍然巨大。据WHO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只有约23000名精神科医生，平均每10万人拥有1.7名，同期，俄罗斯的数据是11名，美国是12名。

而心理咨询的价格也并不便宜。根据CBNData发布的《2018心理咨询行业人群洞察报告》，2018年心理咨询来访者的人均年花费为近6000元。端端酱在文中也写道：“每次（50分钟）1000元的价格，让我只有每次紧急关头才会跑去。”



除了要面对高昂的治疗成本，受困于抑郁症的患者，还需要面对来自于社会文化的误解。

关于社会文化，我们要先认识一个词——病耻感。美国作家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当社会逐渐把一些“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时，患者会因“蒙羞”而拒绝向家人、外人透露自己的病情。这种被称作病耻感的现象，通常存在于性病、癌症以及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类疾病患者身上。

对抑郁症缺乏认知的人会将抑郁症的症状形容为“矫情”“做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患者的病耻感，导致患者无法被确诊。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在2017年国家卫计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结果，在调研了32552位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18岁以上的社区居民后，发现31%的社区居民对精神障碍有病耻感，社区居民认为38%的精神障碍可不治自愈。

对此，黄悦勤表示，只能通过加大宣传等方式提高大众对精神障碍的认知。

让人感到庆幸的是，大环境正在逐渐变好。

如今，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已经给出了较好的解决方案。对于中度和重度抑郁症，人们可以获得多种帮助，比如抗抑郁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包括认知行为疗法（CBT）和人际心理疗法（IPT）等。心理社会治疗对轻度抑郁症也很有效。

立法等相关配套也在快速跟上。2012年，中国通过了第一部《精神卫生法》，要求增加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提高人们对于心理问题的认识；2016年，国务院颁布政策文件，要求加强对抑郁症的精神筛查。 

在公众逐渐开始认识抑郁症后，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不少对抑郁症患者的鼓励。网易云音乐上，中岛美嘉唱的《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吸引了31万的评论，随便翻一翻，都是暖心瞬间。有人在评论区缅怀雪莉，也有人在为陌生人打气。



（图为网易云音乐《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歌曲评论截图）

大环境的变化其实非常关键，《精神病学》一书特别提到了社会的作用：

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如果能及时接受社会支持系统的物质精神安慰，可以减轻或消除负性生活事件对其的影响，削弱或消除其生理、心理反应，避免抑郁症的发生。即使抑郁症已经发生，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仍会对抑郁症的康复起到促进作用，并能够防止复发。

面对抑郁症，我们能做的绝对不只是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