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

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

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

同样是历史的拷问者，与余秋雨相比，鲁迅先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

为什么标榜「拷问历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绝这样做呢？

为什么余秋雨会让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灵魂缺席呢？

这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吗？

　

「文革余孽」

　

近年来，许多「文革余孽」又开始重新登台亮相。

沉寂了20年，他们依然还是不甘于寂寞，还是有那么多想说的话－－他们要为当年的恶行忏悔，我举双手欢迎，然而，这群饱经沧桑的家伙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后生小子。这批「文革」余孽当中，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员戚本禹、王力等人，他们如同蛟龙重现江湖，大谈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与领袖亲近，自己又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钦点的作家，再次宣称自己的小说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而他本人对「文革」中的表现是「问心无愧」的；也有「梁效」成员口口声声地说「毕竟是书生」，自己是受骗上当的，虽然写了些批判文章，却谈不上干过什么坏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界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拋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文革」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不过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任何罪责。于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揭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与张育杭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

　

《胡适传》：个案分析

　

从70年代初期起，余秋雨成为上海「文革」的一盏明灯。他的走红并非始于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70年代初他就是「理论界」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作了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这批文章的读者一定比今天读《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人还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走出「彼得堡」》、《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胡适传》等等。（这些文章均明确署名「余秋雨着」或「余秋雨等着」，至于其它未署名的、也是由余秋雨撰写的文章还有很多。考证出这些文章确实系余秋雨所写并不困难，因为即使余秋雨本人不承认，但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风格，即把鲁迅先生利用来作为他们打人的棒子，恣意曲解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这篇文章谈的是鲁迅的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余秋雨歪曲鲁讯所说的「永远进击」，对敌人不能讲「大度、宽容、慈悲、仁厚」，而直接移用到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打击「复辟狂」－－也就是邓小平所走的道路。这是鲁迅去世后30多年发生的对鲁迅思想最无耻的「强奸」行径之一。今天那些为余秋雨先生优美的文笔倾倒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那些围着他签名和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他的讲演的青年们，有谁会想到他们尊敬的、温文尔雅的余秋雨，也会写出以上那样恶劣得不能再恶劣的文字来呢？

余秋雨所写的《胡适传》收入《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一书中。该书为「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张春桥和姚文元相当看重这套丛书。《胡适传》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自从毛泽东50年代发起批判胡适运动以后，胡适在大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这篇《胡适传》显然是「应制之作」，语气霸道，文风恶劣，以主子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厌恶为自己的厌恶，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资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接着他以一贯的「歪读」的方式，通过对胡适的一首诗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美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胡适还有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余秋雨先生很有读出弦外之音的本领，他分析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余秋雨在概述胡适在1921年的活动时说：「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语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够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够勾结！」三个排比，气势磅礡，体现了典型的「文革」文章的风格。真是个「杀人不见血」。

《胡适传》是余秋雨「文革」大批判文章的一个典型。当然，它还不算余秋雨最恶劣的文章。文学史家王尧先生通过对这篇传记的分析，得出余秋雨「大文化散文」的雏形早在那时就开始了孕育，真是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