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出了一个大戏叫《好女人与坏女人》。在这个剧本里，对于人性，我作了这样的描述：人类的灵魂里藏着一个天使，一个魔鬼，有的时候，天使出来；有时，魔鬼出来；有时，天使和魔鬼打架。因此，这人世上没有永远完美的好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坏人。在戏的最后，我祝愿魔鬼少来打扰，天使经常出现。当前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让我想到了以上描述，但，这魔鬼指的并不是“非典”，是人性中“恶”的东西。

我们都看到了，在这场人类与“非典”的战斗中，医护人员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显著，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刻。似乎是，一夜之间，这个曾经不太可爱的群体一下子变成了最可爱的人。你觉得奇怪吗？其实，这并不奇怪，这是人的灵魂里同时藏着天使和魔鬼的缘故，是人性的复杂性的缘故。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医疗机构里、在医护人员中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说得客气一些，称它为不正之风，这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它具有传染性，有的时候，它甚至比“非典”传染还要厉害。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三班倒，一点都不能耽误；对他们的技术要求也高，他们的责任也重大，稍有疏忽，就会酿成重大事故，哪怕是错了一味药都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由于体制等诸方面的原因，他们的收入不高，在经济转型时代，他们要创收，只有在患者身上“想办法”了。有个统计，90％以上的医疗事故纠纷是医疗机构与医护人员的责任。因此患者与他们的矛盾很尖锐。用我的语言来描述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灵魂里的魔鬼出来打扰的次数多了，拜金主义等不好的方面就常常被引发出来。

老子说过：“祸兮福之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辩证的观点。“非典”是瘟疫，它很可怕。或许，它会给人类留下什么后遗症；或许，它还会产生出另外一种什么样的变种。毫无疑问，它是祸，它是灾难。但事物总是有两重性的，在灾难当头的时刻，人类灵魂的天使出现了，降落在了医护人员的身上，降落在了民众身上，涌现出了一个全民族众志成城、共抗“非典”的高潮。

在我们的记忆里，常有这样的人出现：日常的生活中，看不出他们与平常人有什么不同，甚至，他们的“毛病”不少，但关键时刻，他们能挺身而出。他们有一种血气之勇，往往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那种正义感、那种圣洁感、那种同情心、那种爱国心、那种牺牲精神、那种潜存在灵魂里的天使就出现了，并且能赶走魔鬼，留下心灵中的真善美。董存瑞就是这样的呀，在他舍身炸碉堡之前，就是个调皮捣蛋鬼呀。《这里黎明静悄悄》里一群女兵在战前与战斗间隙都有凡人弱点，但同时又有可歌可泣的英雄行动。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戏里的例子。《桃花扇》里有个杨文聪，平常的日子里，一会儿帮助别人干坏事，一会儿帮助别人写扇面做好事，像个帮闲似的、两面倒的、八面玲珑的无聊文人。但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忽然变得那么勇敢、那么真诚。他战死在疆场上，成了英雄，成了最好的人。这个特殊人物看似偶然，其实反映了人性良知未泯，在关键时刻，就闪现出人性光芒。

人性是复杂的，那里面有善良的东西，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也有邪恶的东西，有人说那叫做“人之初，性本恶”。人的善恶集中在人的灵魂中，就看你如何引导他——用善引导他，他就会成为天使；用恶引导他，他就会成为魔鬼。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叫职业道德，在这场正在进行着的抗“非典”战役中，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成了天使，他们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地讲职业道德，他们成了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群。这种精神涌现以后，与之呼应，我们的百姓也以一种非常纯洁的心去敬重他们——医务人员和百姓就有了现在的这种良性的互动。

为什么会忽然间来了这场“非典”？为什么在我们的身体遭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却得到了这样的净化？它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如果允许我用戏剧和文学的想像：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个什么力量——如果我是在写戏剧那就好办多了，我可以安排它就是外星人干的，他看见这个世界魔鬼太多，天使太少。他想试一试，在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人类身上，看用什么能唤回灵魂中的天使。他想干脆就放一个“魔鬼”吧，让它们“以毒攻毒”，他要看一看“人难当头”的时刻，良知会不会涌现。于是，他放了“非典”，他没想到的是：人类灵魂中的天使都涌现出来了。不正之风的传染停止了，神圣的、纯洁的、高尚的情操传播开来。

正所谓：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对于这场“非典”的侵入，我概括成这样两句话：对生命造成威胁，使灵魂得以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