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喜欢钻研科学的无疑是清朝的康熙。与他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痴迷的则是舞蹈。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报告厅举行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路易十四与康熙时代的科学”专题研讨会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詹嘉玲（Catherine Jami）教授对两位君王的嗜好作了这种有趣的比较。
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仅是身世，还有禀赋——自信、好学与雄心勃勃的政治野心，是两位君主终成伟大帝王的核心气质。
康熙和路易十四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同样是幼年继位、雄才大略，同样具有了解世界的强烈愿望。1688年，首批法国传教士受路易十四派遣，几经周折抵达北京，随后得到康熙的接见。在这场意义深远的中法早期交流活动中，首先登台唱主角的是科学，而那些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在康熙王朝的重大科学事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琦研究员介绍，这批传教士行前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的称号，其中的洪若翰、白晋、刘应和张诚还被任命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他们带去了浑天器等共计大中小30箱科学仪器作为见面礼，喜好科学的康熙因此龙颜大悦。经过挑选，张诚和白晋被留在清朝宫廷之中，担任康熙的科学顾问，其他几位传教士则被允许到其他地方传教。1693年，当康熙染上疟疾，御医们束手无策时，在外传教的洪若翰和刘应献上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的病。
康熙对科学的兴趣缘起于著名的杨光先反教案，国内一些电视台暑期正在重播的电视连续剧《少年康熙》对这段历史也有反映。顺治在位时曾重用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命其担任钦天监正，相当于皇家天文台台长，并参与制定新历法——《时宪历》。但到了康熙三年，即1664年，钦天监的汉官杨光先上书诬告汤若望及其历法，公然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为了验证各自的天文理论，杨光先和汤若望在故宫午门之前测量日影。由于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杨光先，汤若望被判入狱，钦天监的五名官员被处死。直到1669年，16岁的康熙亲政后才为这桩学术公案平反。
年幼的康熙目睹了这场争斗。他后来回忆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站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就这样，为了“断人之是非”，康熙开始努力学习科学。
张诚和白晋入宫以后不久就掌握了满文。他们与康熙相处融洽，对这位中国帝王的科学热情也评价颇高。1693年，白晋受康熙的委托，从北京动身回法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他带了300多卷中文书，作为赠送路易十四的礼物。1697年，他抵达法国，在法国期间撰写了《康熙帝传》，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詹嘉玲说，康熙学习科学是如此刻苦，以至于御医劝诫他，这样会影响到健康状况。与之媲美的是，路易十四对舞蹈如痴如醉，先后出现在21部芭蕾舞剧之中，有位朝臣甚至担心国王会因为过度练功而病倒。不过，舞蹈之于路易十四，科学之于康熙，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点：统治的需要。
路易十四本人对科学并没有多少热情。
“欧洲的贵族教育里面，科学并不重要。”詹嘉玲说。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于1666年，主要推动者是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伯。作为中法文化年的一个活动内容，《太阳王路易十四———法国凡尔赛宫珍品特展》自今年5月起在故宫午门城楼举行，展品中有一幅路易十四1666年视察法国科学院的珍贵画品。但此后，路易十四再也没有去过法国科学院。
相比之下，科学在康熙政治生涯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他常常亲自动手进行科学观测，向大臣们炫耀自己的科学知识，出面挑选专家，充当“科学裁判”，并且主导过几项大规模的科学活动。
在张诚和白晋的建议下，康熙于1713年在畅春园蒙养斋创建了算学馆。中科院科学史所韩琦研究员说，法国传教士将蒙养斋视为“中国科学院”，并且希望其作为法国科学院的附属机构。当然，作为天朝大国的君王，康熙绝不会把大清帝国的科学院作为法国科学院的分支机构。蒙养斋的任务是专门从事天文观测，以及编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清史稿》对蒙养斋也有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
康熙主导的另一项重大科学工程是绘制《皇舆全图》。1689年，康熙在中俄东北边境问题谈判中进一步认识到精确地图的重要性。在参与中俄边境谈判的张诚等人建议下，康熙决心采用经纬度法重新绘制全国地图。经过多年筹备，1708年，测绘工作正式开始，参加这项重大科学工程的有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法国传教士，以及多位满汉官员。十年后，一份具有相当水平的《皇舆全图》终于绘制完成。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说，这部地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种，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
由此看来，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可谓是轰轰烈烈。但是，韩琦说，这些活动最终以偃旗息鼓而告终。在他看来，中国科学在康熙和路易十四的时代没有像法国科学那样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原因错综复杂。例如，康熙对科学的喜好更多是出于其个人兴趣和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发展和推广科学，法国科学并未完全被中国人接受，只在宫廷流传，有的科学著作也由于他觉得自己不太懂而没有出版；此外，与法国科学院不同，蒙养斋只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机构，历算书籍编纂完成后就被撤销；再如，在康熙时代实际组织科学活动的重要人物是皇三子胤祉，但雍正上台以后，胤祉受到打击，科学也就成为了一块无人打理的田地。
有意思的是，韩琦说，康熙学习科学的一大目的竟然是炫耀才学，尤其是在汉官面前炫耀自己。例如，康熙1689年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与一代名臣李光地等人问对。他事先派人向洪若翰等法国传教士请教有关天文问题，做了精心准备，然后以问倒汉官、显示其博学多识为乐。
关于康熙的科学兴趣和科学政策，学界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詹嘉玲说，有人非常欣赏康熙，对康熙的后任们没有延续其科学兴趣或科学政策而感到遗憾，但也有人批评康熙的“局限性”，说他支持“西学”的力度不够，有人甚至认为康熙应该为他死后117年的鸦片战争失利负责。
如今，路易十四与康熙时代的科学已经定格为一件件文物和档案材料。“康熙之后的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又是一个李约瑟问题。詹嘉玲在演讲中提到，有人甚至认为康熙为鸦片战争失利负责。但那根本不是康熙应该负责的事情呀。”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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