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尽管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约三千年间的史事，但我认为，其中还是以对楚汉之争的记叙最为精彩，也最具传奇性。这一是因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去古未远，楚汉相争的逸闻轶事，故老乡贤多能道者。再者，这与司马迁天性之中恢诡嗜奇的浪漫性格也不无关系。他写鸿门宴，绘影绘声，使人如同身临历史现场，亲闻謦之声。或许是由于描写太过戏剧性了，以致后来有人读到这里，愤愤评点到：你亲见来？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
楚汉相争的历史舞台，正是接续了春秋战国以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大变动的格局，贵族因其腐化堕落走向没落，而底层平民阶层不断崛起。秦始皇夷灭六国，打造出了一个削平化的社会结构，更使往昔的六国贵族与游民草莽处在同一社会地位上，由此才会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作为楚国贵族之后的项羽与游民出身的刘邦，同归在楚怀王孙熊心门下，成为反抗强秦的结盟兄弟的事情。
楚汉相争，表面看似乎是刘项二人在争夺天下，背后其实是平民阶层与六国旧贵族势力之间的政治角力。
楚地原本僻处南方，经历多年文明化的过程，逐渐融入华夏。不过楚人终究野性未驯，保留了中原贵族失去的尚武精神，所以秦灭六国后，民间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谣。而不读书史，号称学“万人敌”的楚国军功贵族后代项羽就得以乘时而起。汉高祖虽是个小小亭长，且“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在他打天下的丰沛集团中，萧何、曹参是小县吏，张耳、陈余是里门监，彭越是强盗，樊哙是屠狗者，黥布原本是囚徒，夏侯婴是马夫，周勃是吹鼓手，黥布是奴隶，韩信是乞儿，陈平盗嫂受金。麾下的文武将相，几乎可以说兜揽了三十六行的人物。然而好汉不在出身低，他们在逐鹿天下的过程中，各个都有不俗的表现。让人感慨的倒是，在以往“以贵治贱”的贵族制度之下，不知压抑埋没了多少这样奇才异能的杰出人物！
刘项两人出身背景不同，所依托的社会阶层不同，由此决定了两人的政治行为方式也大相径庭。
作为军功贵族出身的公子，项羽重视荣誉与军功。他在俘获了汉高祖的家眷后，如清人王昙所言，“质淫雉于军中不御，置太公于高俎不烹，鸿门不杀，鸿沟不争”，是一个多少讲究规则的人。灭秦之后，他封了十八个王，意图恢复六国封建贵族的旧秩序。而出身低微的刘邦则不然。他鄙弃书史，不讲信义，见到儒生就往他们的帽子里撒尿。除了信奉成大事、立大功，“大丈夫不当如是”的豪迈人生观，他通权达变，视贵族的礼仪规则如无物。陈平曾经比较两人同异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
然而乱世争雄，波谲云诡，贵族的白手套未免缓不济急，惟有底层出身的豪杰依赖非常手段才能应付裕如。有意思的是，当楚汉争雄相持不下的时候，项羽竟要求与刘邦单打独斗，按照军事贵族的决斗规则以一决胜负，省得生民涂炭。这从智力上固然看低了刘邦，但从贵族的行为规则上看，却又高看了对手。在沛县起家的游民刘三看来，所谓正当的手段，公道的规则，那充其量不过是好笑的“妇人之仁”罢咧。他是宁可斗智不斗勇的。
垓下之战，最终以汉胜楚败收场。项羽早年虽然学过“万人敌”，却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认识不到贵族势力走向衰亡与平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风会，反说是“天亡我，非战之罪”，岂非荒谬？无怪后人称他为“呆霸王”。尽管从正统视角来看，项羽也许算不上纯正的贵族。不过正是这位浪漫的楚人，为封建时代贵族势力的终场——这“天地一大变局”——演出了一幕英雄儿女华丽苍凉的悲剧。
论秦汉之际的转变，我以为，清人赵翼最为出色。他说：“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
它最终宣告了平民阶层对于贵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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