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5日

议长先生，再过三天就是8月8号，那是我从政九周年的纪念日。对很多华人来说8这个数字代表着幸运。我应该是双倍的幸运，因为在这个纪念日里有两个8。我的确认为我是幸运的，但不确定我是否是双倍的幸运。 

2011年8月8号，我意外地接到国家党主席Peter Goodfellow的电话，邀请我参加即将到来的大选。我对Peter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您！可是我没有兴趣。”Peter 有些错愕，但建议聊聊。我同意了。 

当晚，我把Peter邀请我参加大选一事告诉了我的太太Jane，她吓坏了。我当时是奥克兰大学人文学院的副院长，Jane对我们的生活很满足，她不希望成为政治人物的夫人。她的态度很明确：我需要在她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对我来说，选择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在我几天后见Peter时，我已经清楚自己的决定了。Peter非常真诚，他向我解释了华人议员对国家党的重要性。最后，我礼貌地对Peter说我会考虑他的邀请。

我和Jane谈了一下我跟Peter见面的情况，事情到此为止。我拒绝了国家党的邀请。但是Peter并未就此放弃，我后来又跟国家党的领导层见了两次面。 

我被国家党领导层的诚意所打动。于是我征询了少数几个朋友和同事的意见，他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前系主任是新西兰政治专家。他对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会用双手抓住这个机会。”

我意识到我在中国军事院校的背景可能会是个问题。因此，我在跟国家党领导层见面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在国家党排名议员候选人申请表中明确说明了空军工程大学和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的背景。我对国家党从一开始就公开透明。 

议长先生，正如我九年前在国会首次演讲中所说，我是一个中国制造的新西兰人（a Kiwi made in China）。 

我1999年2月来到新西兰，2004年成为新西兰公民，同时放弃了中国国籍。我按照规定填写了公民申请表。与媒体报道不同的是，我并未在申请表中填写地方大学或伙伴大学。 

然而，我并不确定我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为新西兰人，直到2008年。 

2008年7月底至8月初，我参加了一个半官方的安全对话代表团，访问东京和北京。该代表团是由新西兰国际关系学会组织的，我作为该学会奥克兰分会的主席和国际关系学者参加了代表团。代表团其他成员包括学者和已退休的资深外交官。 

在一个与日本代表交流的会议上，新西兰代表团团长让我介绍新西兰外交。我感到困惑，说道：“我觉得不应该由我来介绍。我是一个中国人，而这里有几位前新西兰资深外交官。”一位前新西兰资深外交官立即对日本代表说：“健是新西兰的新面孔。” 

几天以后，在北京的新西兰驻华使馆为代表团接风，同时邀请了一些中国专家出席。我又被点名向中国客人介绍新西兰外交。我说：“我有个身份问题。你们在请一个中国人当着新西兰资深外交官的面向中国专家介绍新西兰外交。”新西兰大使随即说：“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拿的是哪国护照？”“新西兰护照，”我说。“那你就是新西兰人，”大使说。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身份问题的困惑。我就是新西兰人。 

不过，关于我对新西兰忠诚度的猜测依然存在，我们看到了各种阴谋论的故事。 

去年9月，我陪同当时的国家党党魁Simon Bridges访问中国。我们告诉中方我们希望能在北京会见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会见前的几天，我们被告知郭声琨先生将与代表团见面。我并不清楚郭先生具体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我赶紧上网查询，得知他负责法制和治安。 而在新西兰，阴谋论者声称我安排了国家党党魁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警察负责人见面。Simon，很遗憾你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事情的发展跟原计划有些出入。

最近，有人宣称我在过去两年未曾接受英文媒体的采访，而只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真相是，作为国家党统计事务发言人，我在过去1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接受了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NewstalkZB电台、Stuff网站、电视三台和其他英文媒体十多次的采访，比许多后排议员都多。我只拒绝那些存心质疑我对新西兰忠诚度的媒体采访，无论是英文媒体还是中文媒体。我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对新西兰一直是忠诚的，我无需再做解释。

议长先生，作为国家党国会议员代表新西兰华人社区是个极大的荣耀。我一直尽心尽力地为华人社区服务。我很高兴我帮助过众多的华人选民。我很骄傲我建立了国家党华人会（Blue Dragons），以便更好地联络华人社区支持国家党。我也很骄傲我为华人社区更好地理解并参与新西兰的民主政治付出了努力。

在华人社区，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接待，这令我感到无比欣慰。我衷心感谢华人社区对我始终不渝的支持。 

作为第一代移民，能参与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并担任国会两个重要委员会的主席 -- 教育与科学委员会和政府治理与行政委员会 -- 令我感到异常荣幸。我也有幸结识了众多杰出的新西兰人，包括那些来自华人社区的杰出代表。 

作为一位华裔国会议员，我为新中关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陪同约翰·基总理、政府部长和国会同事访问中国是我政治生涯的亮点。  

我享受每一次中国之行，经历了许多令我难忘的时刻，从会见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到看到Paul Goldsmith见到餐盘中一只完整的海参时的表情。 

2012年3月，我陪同当时的贸易部长Tim Groser访华。出访前我协助组织了一场中文媒体见面会。Groser部长高兴地告诉中文媒体说：“我们将拜会我们的老朋友薄熙来先生，他在担任中国商务部长时签订了新中自由贸易协定。”几分钟后，他收到一条信息，说薄刚刚被免职了。 

我特别感谢Tim对我的信任。在中国期间，Tim说我可以讲中文，不用翻译，以节省时间。“我相信你。我希望你讲自己的故事，凸显新西兰社会的多元化，”Tim说。这的确很有效。 

议长先生，新西兰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就中国展开基于实情的辩论。肤浅、误导和带有偏见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无益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正如Paul Clark教授一周前在其发表于《新西兰先驱报》的文章所总结的那样，“危言耸听不是认真对待中国的办法。”新西兰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具有以事实为依据、公平和诚实的学术诚信。 

中国在当代历史中经历了动荡和混乱。像许多中国人一样，我的祖辈和父母也曾遭受磨难。我在我的国会首次演讲中提到，我的外公是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将军。1949年政权交替时他被捕并被投入监狱。 

我的父母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如果不是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肯定不是特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1978年以来，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 

议长先生，此刻是我感谢过去九年帮助过我的人的时候。我无法逐一致谢。

我感谢所有国家党理事会成员，尤其是国家党主席Peter Goodfellow，我的每一步都得到他的支持。 

我感谢我的国会同事，特别是2011年与我一起进国会的同学们。过去这些年，他们一直坚定地支持我。

我感谢国家党华人会成员。今天到场的有来自奥克兰、汉密尔顿、罗托鲁阿、惠灵顿和皇后镇支部的代表。我要特别向Frank、Carissa和James表示感谢！ 

我感谢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且生机勃勃的华人社区。一些华社代表今天也在场。感谢你们！

我的青年国会议员Sally也在。她正跟随我的足迹，攻读国际关系学的学士学位。 

我也感谢我的朋友Tony, Phil和Browne大使。 

我感谢我的两位助手，Shu Kim和Shan。九年都不换助手的国会议员不多。Shu Kim和Shan一直是我忠诚的同事和最可信赖的参谋。 

我也感谢Shan的夫人Sisi和Shu Kim的丈夫Blair和女儿Isabel。他们都成了我们的家庭好友。

我在中国的父母和兄弟一直非常支持我。我的父亲90高龄，患有老年痴呆。我的母亲在轮椅上。我已经9年没有跟他们一起过春节了，但愿来年春节我能跟他们一起过。 

最后，我感谢我的太太和两个女儿，Suzie和Evelyn。我的两个女儿已经习惯我不在她们身边了。Evelyn刚刚赶到。显然，她的生物科学实验课比我的告别演讲更重要。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太太Jane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她喜欢我的政坛生活。她一直是个低调的人，看重自己的个人生活。我曾经告诉一位店主我太太常来买东西。这位店主后来猜出了Jane是我的太太。Jane感到非常不自在，再也不去那里买东西了。没过多久，那家店关门了。

Jane在过去九年只来过惠灵顿两次。九年前，她出席了我的国会首次演讲，叮嘱我“保重！”。九年后，她回来参加我的国会告别演讲，对我说“欢迎回家！”

在我结束之前，我祝国家党一切顺利！在价值观方面，华社与国家党非常接近。国家党一直坚定地支持华人社区。对我们的新党魁Judith Collins，我在这里说：“我全力支持你，Judith。” 

议长先生，我为我的华裔背景感到自豪。我为能有机会在澳大利亚学习感到幸运，这是我改变人生的机会。最重要的是，我为能在新西兰生活感到非常荣幸。新西兰是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一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 

现在是我放下政治、享受家庭生活的时候了。历史将对我在新西兰国会九年的工作给出最公正的评价。 

Thank you.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