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哈姆雷特的年轻人，手擎一只精致的酒杯，忧郁的目光看着夜空，口里喃喃自语道：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很久很久以后，一群Kiwi们迷惑地看着忽闪的电视画面，手里紧握着一瓶红狮牌啤酒，也在嘴里嘟囔着：减税还是不减税？这是个问题。

厉以宁先生

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正好是现在雅思考试的写作题目，再如果您在作文时一味地说减税好或减税不好，那您的考试成绩一定达不到移民局要求的6.5分。

以这种雅思八股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观与东方的传统思维模式，在这一点上，总算是碰到了一处。即事物都有两面性。就像你说吃饭好，我也能举出病从口入、可能会噎死人等一大堆的不好来。那到底吃还是不吃，就要看您现在饥饿到什么程度了。

那说到减税呢？以前听厉以宁先生讲课，老先生曾形象地把国家税收比喻成一个水龙头。开关拧地紧一点，税收就高，大伙多缴点税，国家就有闲钱去帮助弱势群体，这么一来，国家气氛就祥和，就没有饿死人的事发生，恶性犯罪率也低。但也有缺点，这种劫富济贫的“平等、均富”政策往往使强者没有奔头，弱者不用发愁，国家死气沉沉，没有活力，经济发展缓慢。

如果开关放得松一点，那自然税收就低，国家把有限的税收集中在国防、教育以及基本建设上，做他自己该干的事。在经济上，大伙自由竞争，您赚了钱自己藏好，至于“弱势”群体，就只有听天由命、自己想办法了。这样一来，小业主们高兴，低税收不但增加了企业竞争性，增加的利润还可以扩大再生产，把小业主做成大老板，上班族们也能从中沾点油水。国家经济也有了活力，最后帐算下来，总的税收也未必减少。但这同样也有个缺点，那就是这种“自由”竞争，往往容易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穷的更穷，富的更富，时间一长，社会“虐气”横生，“梁山好汉”们出没于街头巷尾，社会治安败坏。至于当政者如何调整这个水龙头，那就要看他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要看他的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了。

纽西兰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然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大局里面，经济好不好，要看世界经济发展的“脸色”。如果全球经济状况不佳，纽西兰这小小的“一支”大概无论如何也“独秀”不起来。

但作为一个小的经济体，手中依然握有调整自我经济的三把钥匙，那就是汇率、利率和税率。说到汇率，国库存底弱小，根本无力干预，今天的汇率是多少？恐怕中央央行的行长知道的也比大家早不了几分钟。所以，这把钥匙太小，开不了这么大的锁；再说利率，由于通货膨胀率一直是考核财长“饭碗”的硬指标，为保乌纱帽，只好用利率这把钥匙当作锤子使，一次次把“淘气”的通货膨胀率砸下去。用非所用，这把钥匙早已变了型，也就只好作罢。最后，就只剩下税率这一把钥匙了。工党政府已经清楚地预计到在今后几年，经济将放缓甚至滑坡，但它却告诉人民，它将维持税率基本不变，所以，现在就只有等死或“存钱防老”这最后一个办法了。

国家党带着大伙一起喊着要减税，可到底怎么减？减多少？国家党到现在还像怀里揣着宝一样，打死也不说。摸不着底细的工党不管你有什么宝不宝，先骂将起来。在诸多的说法中，背得最熟、也是最无聊的，无疑就是那位苏小姐每周在电台里絮叨的“大饼说”了。“大饼说”的主要内容无非是，一旦减税，国家收入这张大饼就会变小，而相应的，国家在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的支出也会变小。听起来好像这张饼就这么大，或者说工党烙饼的功夫天下第一，谁也没本事再把这张饼弄得更大了。而启不知，人民支持减税的目的，就是想用税率这把“钥匙”，把国家经济的马达重新发动起来，把这张饼做的更大？

三年一次大选，好像是频繁了点，但人民多了几次机会能出一出心里的火，想想也不错。像减不减税这样的事，平时哪论得到你说三到四？现在各党派都低声下气地陪你说好话，还得假么三道地听你怎么说。其中大概工党心里最委屈，自己费了这么大劲，把失业率降到了最低，结反而把更多的人赶到了要求减税的人群里。不过，在您做出决定之前，最好把厉以宁先生的“水龙头”理论再琢磨一下，想好了，您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说了这么多，我想Kiwi们手里的那瓶红狮啤酒也快喝完了。电视还在忽闪着画面，一直打瞌睡的妻子抬起头来问：那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弄明白了吗？丈夫仰头喝下最后一口啤酒：谁弄得懂这些鬼名堂。说着，伸个懒腰，走，还是睡觉去吧，Tomorrow is another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