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NHK的采访真的是非常细致，简直是无孔不入。虽然我不赞成他们采访广东省其他媒体，以免犯下纪录片“失焦”之弊，但他们还是悄悄去采访了陈初越的《市民》杂志，以作为与我主持的《南风窗》的风格、命运相对比。

《市民》与《南风窗》有没有关系？你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它与《南风窗》唯一的关系，就是《市民》是由原《南风窗》采编人员陈初越、郭宇宽等人创办的。他们嫌我在《南风窗》给他们的创新空间小，并且不能自由发挥，要办一份新的、更自由的杂志，来“充分满足人们的欲求，揭露社会的另一面”。

“……但（陈社长的）这种想法被认为过于保守，遭工作人员强烈反对，有九人拂袖而去。离开《《南风窗》》的记者和编辑，为争取更自由的媒体，创办了新杂志——《市民》，借用某国营出版社作为发行机构。主办这份新杂志的，是曾为《《南风窗》》优秀记者的前编辑部主任陈初越先生和郭宇宽先生，陈中先生曾把这两人视作肩负《《南风窗》》未来的人才而寄予厚望。”（《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解说词）

在片中，郭宇宽把一份《南风窗》杂志（封面照片是“宋楚瑜访问大陆）与一份市民杂志（封面照片是毛泽东头像）摆放在一起，带着嘲笑的口气说道：“我相信，读者要是看到这两个封面的话，10个有8个会来买我们杂志，不会买他们的杂志。这不是说《南风窗》的美编水平低，是因为《南风窗》的社长不能给他创造空间——社长的品味决定了这个杂志的品味。但是在我们这里，能把你全部的创意都发挥出来！”

他的自信也未免过于乐观了些。虽然在《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片中，我们分别被塑造成了“保守”与“激进”的双方。作为血气方刚的年轻记者，他们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而使命也找到了它所需要的人。但一个人的理想总会有些乌托邦的成分，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他会逐渐看清这些脱离现实的东西，而变得清醒理智。NHK的镜头也清楚地展示了：在现阶段的中国，杂志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感，必须在党的事业、新闻管理、读者的要求甚至广告商的利害关系中寻求平衡，才能够在无数夹缝中活下去，吹出一股还算清新的风，而不是只有些浪漫的想法、玩些剑走偏锋的招数就可以了。

就像孙悟空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他一个筋斗云翻到如来佛跟前，不就把经取来了，还用得着那么辛苦吗？但是，经并不只是写在书上的玩意儿，孙悟空和唐僧必须得一步一步走，必须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到真经。我总觉得中国的年轻记者里，会翻跟斗的太多了，想在实践中一步一步走、历经磨难的太少了。

郭宇宽在NHK镜头前展示的那期封面文章为《毛氏商帮》的《市民》杂志，是他们出的第七期，也是停刊前的最后一期。这期杂志里还有一篇文章，名曰《中国人有几个不逃税？》这篇文章给他们惹了大麻烦。

“但是在第七期发行后，《市民》便从市面上消失了，发行的出版社认为内容过激，可能出政治问题决定停刊，转型为生活信息杂志是复刊的条件。试图满足人们的欲求，揭露社会另一面的新杂志的挑战，在创刊七个月后便告受挫。” （《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解说词）

这时，摆锤开始转向另外一边。同样出现在镜头前的陈初越，手里同样拿着一本《市民》杂志，但他的表情和语气显然不如郭宇宽那么乐观。他用手指点着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标题——《天生好狗命》，无奈而自嘲地说：“……我觉得无论如何要能活得下去，有时候我们要像一只挨打的狗一样活下去，这是我的一个自我期许。”

在《市民》杂志面临“灭顶之灾”之际，陈初越想到来《南风窗》登门拜访我，希望我利用自己的经验、人脉以及影响力，帮助《市民》度过这次危机。蒋乐群洞悉或参与了他的想法，他们一起来到《南风窗》。蒋乐群一人先走进我的办公室，问：“陈社长，如果陈初越想来拜访你，你会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我不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蒋乐群说：“如果是真的呢？”我说：“欢迎啊，那我们要好好聊聊。”

其实，初越是跟蒋乐群一起上的电梯，此刻就等在门外。蒋乐群打开门，笑嘻嘻地跟我说：“陈社长，有一位不速之客。”他们的摄像机跟在门口，陈初越走过来。我惊喜地喊了一声：“初越！”我们亲热地握手，我搂着他的肩膀，一起走进办公室。

我一直认为初越很有才气。《南风窗》人都知道我跟他的感情也是“情同父子”。当初，初越领头造反，广州日报社长张德安听说了，还问我“听说你们父子反目了”？我也觉得好可惜。

时隔一年三个月后，我与初越再次见面，相聚并不如初，心中当然不能无感。初越说：“我不管是对《《南风窗》》还是陈社长，心里面都是有一份感情的。回想起以前在《南风窗》，在很多事情上对陈社长是不够尊重的，确实是有点年少无知，觉得很过意不去，给陈社长添了很多的麻烦。”初越这样一说，我的眼圈马上就红了，眼泪就掉下来了。

初越是个做杂志的好人才。他是一个好的“将”，但做“帅”还稍嫌稚嫩。他敢于异想天开，思维跳跃有时能跳180度。他自己身体力行，做了很多工作、付出很多努力，但因为不接地气，还是不能成事。

那天初越能来看我，我真是既感动，又感慨。对于初越的求助，我断无坐视之理，但这次也确实“爱莫能助”。《市民》所用的刊号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但那次是中宣部、国家新闻总署对广西师大出版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市民》的停刊决定是广西师大做出的——连出版社都做不了主，再加上北京的因素，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有灾难性。实际上，《市民》这样办下去，无论是团队构成、办刊方针、盈利模式，都有很大风险，他们的路子很难走。《市民》团队的构成是同仁股份，他们这些人的性格都挺浪漫，但都容易冲动，容易把问题想得太过简单。经营媒体的战术和战略，他们可能“战术关”都过不了；问题和主义，他们可能连“问题关”都过不了。

人总是睡着了才会做梦。美梦与现实的差距，只有当你醒来后才会发现。虽然有时候，你把真相告诉了别人就构成了对他的伤害，但我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所以，在片子里，当蒋乐群在电梯口问我：“陈社长，说心里话，《市民》还能办下去吗？”

我就很坦白地说：“办不下去！首先《市民》这个名字不改掉的话，在中国很难办下去，但现在再改也难了。总之，初越是尽力而为了，但结果《市民》还是不行，理由是这样的：你有一个房间，那里的空间只允许你跳交际舞，你想要跳华丽的芭蕾舞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即使你想在更宽敞的舞台上跳舞，但今天中国的构造还没有能让你自由舞蹈的空间。”

我这番话是即兴而说的，没打腹稿，没有过多思考，张口说出来了，你从正、反两面理解都无可无不可。但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新闻状况实际上不还是这样的吗？我在与片冈利文第一次见面时就说了：《南风窗》是最早提出“绿色GDP”、最早提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的，你能说《南风窗》保守吗？《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里有一句解说词：“对于社会的现实状况究竟能报道到什么程度？在宣传与报道的夹缝之间，《南风窗》在不断摸索。”既然是“摸索”，就免不了时不时对相关的规则和管制有所冲撞；既有冲撞，就免不了要受到处罚，《南风窗》就是一直在这样艰难地行进着。但只要你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事物，就能看到远远超越于眼前那些难题、矛盾和不满的事物。

 “在宣传和报道的夹缝中，《《南风窗》》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不仅在物质的富足上，对情报的富足也日益觉醒的人们，如何能满足他们每一个人的欲求？中国媒体的摸索仍在继续。”这是《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片尾的解说词。此时画面上出现了《南风窗》2007年第一期的封面，本期“独家策划”的标题印在封面上，8个鲜红的大字：“2007，寻找边界。”大概在日本同行看来，这8个字也是颇有些意味深长的。

摄制组结束了60天的采访，要回国了。在这两个月里，不断地有各个方面的提醒：“陈社长胆子也太大了”“你还是应该小心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必要日险吗？”……..

确实，这个纪录片最终会编成什么样播出？播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响和后果，我心中无底。也许是性格使然，自持“问天无畏，问地无私，问心无愧” 的心态，干也就干了。但是，对日方，还是必须表明一下态度和要求，我给角英夫和片岗利文写了一封信：

NHK日本放送协会

尊敬的角英夫先生

尊敬的片刚利文先生

您好

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中国的情况，也引起世人的关注。NHK广播公司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历史背景为契机，摄制《中国》系列专题纪录片，希望更多的日本观众了解今天的中国，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是正在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是要通过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的。《南风窗》20年来所坚持的是严肃的新闻理念，敏锐而深刻的新闻价值探索与判断，强调建设性与分寸感的务实新闻操作。以建设性的姿态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共和国同行”。

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外国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也不深入，甚至有的人还会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问题，这是不准确的。

我很清楚，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中，都有左、中、右的不同价值倾向，《南风窗》之所以对NHK的采访持配合和协助态度，是基于对NHK作为国际传媒的专业素质的信任，我们相信NHK一定会客观、中立和公正地向日本民众介绍中国媒体的运作状况，以增进日本民众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了解，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良好愿望和负责任的态度，在接受采访之前，我巳经提供了三个文本作为此次采访拍摄纪录片的主旨方向，经片刚利文先生确认后开始采访工作。因此，我要求：本纪录片应该在我们双方确认的基础上展开和编辑。

我们希望NHK的《激流中国》系列纪录片，能够把握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脉博和中国传媒的成长。

我们也希望，通过《南风窗》这个小小的“窗口”，为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好的历史潮流吹一股清新之风。

祝拍摄工作顺利和园满

 

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

2006年12月25日

八、

2007年3月29日，片岗利文从东京发来电邮：

陈中先生

这次您对我们节目采访给以最大限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日本时间4月2日（星期1）晚上10点播放，我们在做最后的加工（节目49分钟）。

在大家的支持下，节目的完成度非常高。编辑过程中多次进行的半成品试播，在我的导演人生中，很少有这样的好的反应。中国媒体的纪录片在世界上本来就很少，更重要的是陈中社长等南风窗各位的为人的魅力，会感染观众。

节目的主人公是陈中社长，石破记者以及田磊记者。编辑过程中特别注意的是，陈社长的绝妙的平衡感是这个节目的基轴。现在的情况下，中国媒体的最好的平衡感觉，在陈社长身上是否得到体现，是这个节目是否成功的关键。至少在试播的时候，很多人佩服陈社长的意见来看，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个节目，准备在欧联体播出。在试播时见到的法国人制片人对该节目赞叹不已，他对陈社长的广阔的胸怀非常感动，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将石破记者作为“中国媒体的良心”来定位的。他不是主张空虚的正义和理论，而是淡淡描写事实的采访，打动观众的心。田磊记者是作为“中国媒体的未来的可能性”的角色，虽然多少有点过激，但是，他的热情，能够抓住观众的心。

总之，这次节目播放之后，“南风窗”自不用说，对中国记者，会有许多观众从心里感到共鸣。

让你担心的部分，如调研中国的镜头，经过艰苦的忍痛割爱而放弃了。你虽然同意由我来决定，但是，如果给南风窗的各位带来不利，我会很不情愿。调研中国这样的划时代的工作，我本来希望放在节目里介绍的。但是，为了表示对陈社长对这次采访给以的大力理解和支持的感谢，我最后还是割舍了。借来的关于南风窗的资料无法编入，没有能够介绍调研中国，非常遗憾。

关于李纲，前回我们直接谈过，南风窗以外，很多的杂志和网络都介绍过，已经是公开的社会人物，而且在采访时得到了摄影的许可。用很少的时间介绍了李刚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为此，我在节目里做了介绍。出现的镜头很短。只是作为田磊记者的采访对象而登场。所以，我们在摄影的现场，特地避开，没有直接和李刚说话。

其他，在介绍中国媒体所处的环境的基本情况时，我们用了NHK的资料镜头以及在日本拍摄的镜头，配音也换成与南风窗部分不同的声音的女性。这样处理，是为了将采访南风窗的部分和其他部分清楚分开加以区别。时间也非常短，我想，作为同行你们可以理解这样做，不至于出格。

最后，希望您能够欣赏这部作品。也许作为当事者，会有些小的问题。但是，整个节目的视线，我确信对南风窗是非常温暖的。不光是日本，南风窗的爱读者会在世界上增加。

最后，再次对南风窗的各位，特别是承受很多障碍阻力使南风窗得以完成的陈中社长，表示衷心感谢。没有陈社长就没有这个节目。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让你首肯，在这样的心情下做最后的修整。

希望早日再次相会。

NHK日本放送协会

放送总局

专题节目中心

专任导演

片冈利文

 

 

2007年4月2日，“激流中国”系列之《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在NHK电视台播出。正如我前面所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外国电视台深度采访中国媒体制作的纪录片，它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据说收视率达到42。播出当天，日本的网上评论文章就有240多篇。在整个“激流中国”系列，最有内涵、最有影响力的也是这一集。

片子播出第二天，我认识的一位中国留日学生打电话来，说：“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您了！”当时我还没看到片子呢，就问他感觉如何？他说片子拍得真好！他为中国还有这样一群新闻人而感动，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感慨。

一位中国留学生给我来信：

尊敬的陈中社长，您好！

 我是日本拓殖大学4年级的中国留学生，我最近在日本NHK电视台看到了关于中国媒体报道的纪录片。取材的媒体就是贵杂志社。 我来日本已经5年了，现在在大学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和文化。带我的教授是原日本经济新闻社的中国总局局长。他告诉了我很多关于现在中国政治的弊端。虽然我也可以理解这是中国的国情，这也许也是避免中国政治动荡和民族分裂的必要政治方法。但还是为那些像“市民”一样思想先进和有激情有勇气的年轻人们感到同情和遗憾。如果中国媒体可以和西方国家一样有相对自由的报道权力的话，会对中国有负面影响 吗？如果只是为了维护一个政党的形象和执政地位的话，是不是这样下去中国就很难实现真正的民主呢？ 陈社长在接受采访中，用在小屋子里跳交谊舞和芭蕾舞作比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和发人深省。

我这几天在贵社的网站上看了几篇关于中国政治改革和建议的文章。尤其是石破老师和田磊老师的文章，很有同感。 中国宣传部好像管得很严，如果那些官员们看到了日本NHK电视台的关于贵社的报道 ，会不会生气呢？

 最后，祝愿陈社长身体健康。祝愿贵社生意兴隆，繁荣昌盛。

 日本 拓殖大学 4年级 苗••

 2007年 4月9日

 

不久，陶笳的妹妹陶樱（她也是一位留日学生）在日本结婚，邀请我去参加婚礼。他们举办的是西式婚礼。我与陶樱的父亲是忘年交，算是陶樱的大哥。陶父已经去世。长兄为父，陶樱希望我带着她进教堂。这是一件很重的托付。因为此行完全是私事，我没有去会见NHK的片冈利文等同行们。但新郎家的亲戚，他们也看到了《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这集片子，议论说：“哎呀，来我们家的人，原来是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人！”

《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播出后，获得了日本国内电视广播行业里最高的荣誉奖——放送批评恳谈会评出的银河奖的月间奖。对这部纪录片，连其他日本电视台的同行都赞不绝口。一位法国制片人告诉本片导演片冈利文：“我还不曾见到过如此程度描写中国媒体现状的纪录片！”《激流中国》系列纪录片也整体获得了“放送文化基金奖”。

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日中交流研究会理事长、观察中国综合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高井洁司认为：“最厉害的，是能捕捉到了迄今为止从未介绍过的生动的现场映像。作为曾经从事报道工作的笔者，也深深感受到，比起描写出整体面貌，还是‘材料’、‘映像’的新鲜度、冲击性，才是报道的生命。

在高井洁司担任董事长的“日中交流研究会”的网站邮件列表里，很多日本民众发表感想，有人写道：“看到中国也有具备专业精神的记者，深受感动。”也有人说：“非常理解南风窗的陈社长的想法。考虑在规定范围内能做多少，这在日本也是一样”、“我能理解独立的那两人（指创办《市民》的记者）的心情，不过，杂志停刊没有了读者，结果就不能传达消息，看来还是陈社长聪明。”等等。

《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在日本观众中引发的“地震”效应很快波及到了中国内地。虽然内地观众无法收看NHK的电视节目，但从5月份开始，中国的校园网就开始流传《激流中国》的这一集片子。热心的志愿者们把日语解说词翻译成了中文，配上了字幕，《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在中国互联网上风靡一时。《凤凰周刊》载文：“《激流中国》所记录的，原本都是我们熟视无睹的社会场景，但是，日本人是震惊——没有想到中国社会已经这么丰富，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状况。而中国人同样震惊——没有想到日本人对我们的观察如此细致和精确……第二集是《喉舌与职责》，跟踪拍摄了广州《《南风窗》》杂志两个月的工作，描述了他们如何在政府舆论管制和民众信息诉求间的夹缝中生存。片子的开头是广州街头一个琳琅满目的报摊，摆满了五花八门的杂志，不仅有明星八卦的，也有政治人物的。这样的报摊，在中国的大城市成为日常景象至少已有10年之久，恐怕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这样的场景都不会觉得异样，但是，在日本普通观众看来，这个镜头却让他们震惊，原来中国已经这么开放了，可以公开对毛泽东评头论足，可以谈论朝鲜、军队了，等等。这样的误解和震惊，让双方都感到尴尬。”

到了6月1日，意料中的意外事情发生了！在中国互联网上，所有《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的视频都被屏蔽了，内地任何一个搜索引擎都无法检索到相关信息，连下载链接和与之相关的博客也一同消失了！邱滨马上向我报告：“社长，《激流中国》昨天全部被屏蔽，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啊！”不久，我们就听说上面发了文件，说NHK拍的这些片子立场和角度都有问题，禁止在国内传播。

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据亚洲周刊了解，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及中国驻日使馆为此曾向NHK提出交涉，认为其‘不客观、误导观众、损害中国形象’……另外，国家有关部门也以‘秘密’级的内部文件，通报了NHK制作并播出《激流中国》系列纪录片的情况。该秘密文件显示，NHK这次拍摄反映中国现状的系列纪录片《激流中国》，事先曾经过中国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中国政府对已播出的《激流中国》的前四集内容也作了详细的审查，认为前两集有关中国贫富差距和新闻管制的内容‘基调消极，观点负面，造成了不良影响’，‘诬称我“新闻管制”、缺乏新闻自由’。”

6月，广东省外办通知我，说有一个三十多人的日本企业家代表团到访。他们都看过《激流中国-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提出要到《南风窗》来看看陈中社长。但在这样的敏感时期，我觉得还是少点事儿好，便跟省外办的同志说：“我就不见他们了吧。请您代我表达两个意思：一是实在抱歉，二是非常感谢。”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来电话，他们也要来《南风窗》拜访。我说：“你们最好还是发传真，通过省外办来安排吧。”日本文化参赞就向广东省外办发来了传真。在他们申报的来访行程上，一是演讲，二是跟《南风窗》采编人员的座谈。我说演讲就没必要了，座谈吧。我让朱学东总编出面接待他们，我本人予以回避。

有关部门只是网上屏蔽、内部通知不让看这个片子，并未做太多的追究，淡化处理了。这对于我们，也算是万般无奈之中的一点欣慰吧？

当初批准NHK来《南风窗》采访的广州市外宣办主任管智坚，似乎已将这件事儿给忘在了脑后。颇有点喜剧色彩的是，半年后，管志坚突然没来由地又想起这件事儿来了！她给我打电话：“陈社长，我突然想起来，NHK拍你的那个片子怎么样了？”

我平静地告诉她：“拍完了，播了。”

她好奇地问：“拍得怎么样啊？”

我就跟她讲故事一样地讲，讲着讲着，管智坚激动起来：“快，你把片子给我看！”

我迟疑了一下，说：“算了，你别看了，你的工作，你的身份，到时候……”

她急切地说：“不要当成工作，你私下给我看嘛。”

我就把碟片给了她。

晚上10点，管智坚给我发了一条手机短信，只有9个字：“刚看完，感动，泪流满面。”

这既是人类良知的力量，也是真相的力量。像管智坚这样体制内的领导干部，我认识很多很多，他们跟我的私交也都很好。我自已也是在体制内多年摸爬滚打，1996年就是正处级干部, 又因为我是《南风窗》的社长，面对江湖风雨，目睹和经历了许许多多体制内的事，对“体制病”也感触良多。在我的交往接触和观察中，中国的精英人群绝大多数都在体制内，他们做为个人，有品德有抱负的、有学识有思想主见的、有能力想干事业的大有人在。一旦身处庞大的体制中，就被“组织”要求做为一颗小小的锣丝钉而不断地被敲打，这是一种“组织文化”、“组织伦理”。在这种“组织至上”而不尊重个人、抹杀个性、扼制独立思想的“体制伦理”熏陶下，在“体制病”的环境中，久而久之，人文被扭曲和异化。我接触过不少各级干部，无论是京城部委高官还是各地省市诸候，以及厅局处科级干部，发现他们普遍处于严重的双重人格，会上讲官话讲套话，私下讲人话讲实话。但是，无论人格再怎么分裂，起码要保留一份做人的良知和（私下的）独立理性，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