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了44年来的首次骚乱，大多数人的反应是震惊和难以理解。

阿根廷发生骚乱，没有人感到震惊；泰国大规模街头抗争，似乎人人都理解；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也早已见怪不怪；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社会动荡都不是新鲜事；就连被誉为“人间天堂”的瑞士，在“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数一数二的苏黎世，几年前“五一”节游行时爆发骚乱，也没见到世人有多么大惊小怪。

但唯独新加坡不同。在世人眼里这个城市国家很独特，它一直被视为一个奇迹，经济发展是奇迹，社会治理方面也是奇迹。时间长了，奇迹已幻化成了神话，人们一向都很乐观地相信新加坡神话，在坚信新加坡经济总会保持繁荣不会有危机和衰退的同时，也坚信新加坡社会总会保持和谐不会有分裂和骚乱。

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们坚信新加坡不同于拉美国家、中东国家、南亚国家？仅仅因为它属于发达国家、富裕国家吗？似乎也不是，世界上发达和富裕国家如美国、北欧诸国、英国和法国，照样社会问题成堆，大小骚乱此起彼伏。显然，仅仅用GDP、国民收入、人均收入这些经济指标并不足以划分“和谐国家”和“不和谐国家”之间的那条界限，甚至连基尼系数、失业率、包容指数、和平指数这类更综合的指标，也不能将新加坡的独特性分离出来。

以我对新加坡的了解，新加坡真正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彻底实现了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国家。与大多数国家不同，在新加坡，并不存在独立于经济之外的社会，社会就是经济的附属，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不是整个经济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个人群不是生产-消费经济方程式中一个变量。

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每隔几年就会对整个经济体进行一次精耕细作式的调整，叫做“翻遍每一块石头”，以抵抗经济危机。这种做法，对于新加坡来说，的确行之有效，但也是生存压力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经过强势政府“看得见的手”长期反复的操作，新加坡最终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整合和一体化。

这就意味着，在新加坡，社会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也就是社会问题，两者无法分开。这同时也意味着，当经济系统中的某个部分积聚了大量矛盾之后，最终必将通过社会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突然爆发的社会骚乱。

这一次发生在小印度街区的骚乱，正是经济结构冲突在社会层面上的一个爆发。新加坡经济严重依赖外来客工，这一部分劳动力以提供简单劳动换取微薄工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在最低端，既没有上升通道也缺乏议价能力，承受着多重压迫。那些平时看起来安分和顺的南亚客工，突然之间变得暴烈而凶猛，悍然以新加坡社会最不能容忍的群体暴力行为违法抗法，他们所集中发泄的愤怒和不满，归根结底是对于长期压迫的反抗。对于这些更习惯于原居地前现代自然社会的客工来说，新加坡经济-社会综合体就像是一个无形的人造巨无霸，经济性压迫让他们无力抵挡，社会性压迫让他们无处可逃。

在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很多城市也都在发生着与新加坡非常类似的经济-社会一体化过程，各地的强势政府都以经济发展为导向，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着各种整合性的操作，在GDP、就业率、物价指数等“硬指标”的压力之下，社会发育方面的“软指标”不得不被牺牲，整个社会被强行纳入经济体系当中，成了完全经济导向的经济-社会综合体。

于是，与新加坡一样，经济问题就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多年来在广东等地流行着一句俏皮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可以用人民币来解决的矛盾。这句话正是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程度的真实反映。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经济问题很多都是极难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例如与新加坡外籍客工问题类似的中国城市农民工问题。

与新加坡的南亚外籍客工多少有所不同，在中国，城市农民工毕竟还若即若离地背靠着他们各自的故乡，无论远近他们总是可以随时回去，无论贫富他们总是可以作为寄托。当城市里的“经济社会”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充满压迫时，他们故乡那个传统的、前现代的、还遗存着乡土文化的“自然社会”，就成了他们躲避压迫和调节身心的天然避风港。

然而，从总的趋势上看，现代“经济社会”的浪潮不可阻挡，传统“自然社会”正在大面积消亡。对于中国城市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当最终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家乡都面对同样的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面临同样的经济-社会综合压迫时，他们也会像新加坡南亚客工一样，既无力抵抗，也无处可逃。

这就是新加坡骚乱对于中国的警示。新加坡与中国相比，前者已经提前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后者则正处在这个一体化进程当中；这就意味着，在新加坡发生的问题，也将在中国各个城市或早或晚地出现。由于这些问题根源于社会本身的深层变化，与收入水平并不直接相关，所以，即使中国城市农民工平均收入等于甚至超过了新加坡外籍客工，该爆发的冲突还是会爆发。

本文截稿之时，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看起来，对于自然社会的迅速消失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有所认识。幸运的是，中国毕竟还处在转型过程当中，尚未忘记乡愁，尚未割断乡愁，若能成功处理好经济的理性发展与社会的自然发育之间的关系，给乡愁留出余地，中国的城市发展大有希望避开新加坡的困境。

2013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