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论界一向不缺热点，不缺话题。前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很热，去年的热点转向了“制度”与“革命”，今年看来轮到“宪法”与“宪政”了。

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其中的规律：只要是西方有而中国没有（或被认为没有）的东西，早晚会被挑出来当作热点话题议论一番。也许是因为自由民主人权“老三篇”实在翻不出新花样了，近年来的热点转向了“外围”观念，如“革命”，如“宪政”。

据 报道，宪政问题讨论甫始，就有一派及时表态说“宪政是必须回答的现实政治问题”。言者凛凛然，听者昏昏然，这话怎么理解呢？换个主语，比如德政、仁政、良 政，又何尝不是“必须回答的现实政治问题”呢？再扩大地说，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进步…又有哪一个不需要“必须回答”呢？

既然并没有一个由浅入深展开讨论的进程，也没有一个逐一解决主要问题的安排，这个“必须回答”的根据到底从何而来呢？

显 见，用这种句式挑起问题的先生们，其实并不在意问题的内容，并不是真要讨论宪政理论。这个原本普普通通、也一直都在学术界认真研究的学理概念，之所以突然 脱颖而出，成为当前一个压倒一切的“必须回答的现实政治问题”，其实无非是因为这个概念也属于西方有而中国没有（或被认为没有）的一个东西，可以用来与 “全盘西化”这个念念不忘的大业联系起来，也可以用来否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

说来说去，他们还是更看重这些概念的口号意义。西方穿西服、使刀叉，中国着唐装，用筷子，所以穿西服和使刀叉就一定是“必须回答的现实政治问题”，着唐装和用筷子就都不是。无非就是如此。

向西方学习本身不是问题，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更不是问题，甚至逐渐与西方政治接轨都不是问题，但是，这样一种只要口号不要学理、只要挑战不要讨论的“口号政治”，就是问题，很大的问题！

刘小枫教授在上个月“凤凰网读书会”的讲座上也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强调说，要理解政治问题必须要摆脱简单的口号。

刘教授说到了要害。表面上看，“口号政治”似乎没有大错，无非是慷慨激昂了一些，浪漫主义了一些，言简意赅了一些，但其实没那么简单。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分两种情况，一是因为无知，二是出于故意。如果仅仅因为无知，倒还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善于学习，中国的学界一直很努力，中国的民众也日益觉悟，假以时日，总会逐步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建立起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并最终找到解决办法。

但如果是出于故意，性质就不同了。就是说有人在故意阻止人们去深入理解复杂的政治问题，故意让这些问题长期停留在虚假的表象上，以使之成为随取随用的战斗武器。

以 自由这个老概念为例，如果当作一个学理问题静下心来深入探讨，建立起这样的共识并不难：自由大体上可以分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两者之间有先后问题，有谁 决定谁的问题。从西方历史上看，从来都是经济自由在先，经济自由决定政治自由。中国也没道理不遵从这一规律，也应注意避免泛政治化倾向，循序渐进扩大公民 自由。

凭中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和聪明程度，理解到这个程度绝非难事。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却是他们很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样一来，自由这个问题就等于是暂时得到解决了，不再具有一呼百应的旗帜效应和一鸣惊人的炸弹效应了，对自由战士们来说，武器库中的主要武器没有了。

故 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口号化，要害就在这里。学理只是包装，武器才是价值，讨论只是掩护，战斗才是目的。只有将所有复杂的政治问题统统变成口号，才能把政 坛变成战场，把政论变成战争，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大众卷入政治，把真正致力于探讨和解决问题的学者们关进书斋里，把广场上那个登高一呼的位置让出来留 给战士们。

此处不便明说的潜台词是：当年的革命党就是靠这个绝招取得胜利的。

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我和寒竹说过，天天拿西方伪经济学概念往中国现实上套的伪经济学家，恰恰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现在也可以说，天天拿西方政治概念当口号用的伪政论者，也恰恰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

宪法和宪政的问题又热起来了。多一些人参与讨论不是坏事，通过讨论把问题厘清更是好事，但如果又被“口号政治”派劫持，再次成为一场原地转圈的闹剧，那就是祸害，对于中国政改进程，只会起到阻碍和破坏作用，没有好处。

对官方来说，应对民间“口号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戒严性质的“维稳政治”，广场上越是众口嚣嚣、气势汹汹，城楼上越是如临大敌、森严戒备。三十多年了，中国政改走不出这一解不开的恶性对峙，实为中国一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