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震救灾方面，中国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体制，既成熟又有力，令人很放心。与救灾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大多数国民，亲自下场帮忙，或提供场外指导，都有点像添乱。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倒是更好的支援。

有人已注意到，与5年 前的汶川地震时相比，中国媒体有进步了。观察者网主编余亮在本周发表的文章中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盘点，并总结道：“从官媒到商媒，目前都是理性占上风。 ‘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媒体至今尚未出现…到目前为止，政府、民众基本合格，连媒体也暂时及格。套用有些知识分子爱用的话，这越来越像一个正常国家。”

接着余主编的评论，我也谈一下救灾在舆论进步方面的意义。

天 灾就是天灾，人类无法阻止，也无力抗拒，对于这一点，人类总的来说还是认命。天天骂骂咧咧的人，凡事都骂，政府没好人，国家不是个东西，垃圾箱里冻死了孩 子，黄浦江上漂流死猪，煤矿透水、城市雾霾、河流污染，都可以直指国家为元凶，据此展开大批判。但对于地震这类天灾，虽然肇事者很明确，全是地球惹的祸， 但却无从追究。

显然，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由于元凶是老天爷，不是人类中的你我他，于是只好免除对原因方面的讨伐，所有争论都围绕现实后果这一个方面。

在我看来，对于舆论的成长进步而言，这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若考虑到天灾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这个契机还是用奇高的代价换来的，更应加以特别的重视。

为什么这么讲？我来解释一下。现实是，人类喜欢争论，但争论却总是无休无止，而且常常毫无结果，永远原地绕圈，这主要是因为争论各方没办法在造成问题的原因上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还倾向于沿着因果链条一路追溯上去，不能在任何一个共识点上停下来。

黄 浦江上漂了很多死猪，直接原因当然可以归咎于养猪农民违法乱丢，但也可以进一步归因到管理部门失职和地方政府的无能，据此又可以追溯到法律不健全、农民没 素质，继续追，当然还可以一直深究到国家政治体制、国民道德水平、国人文化修养…若还嫌高度不过，那就再联系到孔子和基督，让柏拉图和穆罕默德也都对死猪 们集体顺流而下这件事负点责。

当下的中国，人人都很熟悉这种弹射式的、一路畅通直达顶层的深究，所有问题无论大小都直通政治，直通道德，中间全无区隔。文革时期叫做“无限上纲”，挺恰当的，若要换个词，也可以叫“无限追究”。

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限”。表面上看，思想解放么，视野开阔么，言论自由么，想怎么联系就怎么联系，怎么就不行了？

其 实此事没那么简单。一事当前，尽量排除政治因素，暂时搁置道德判断，在通往宏大问题的因果路径上设置一个限制，不轻易穿越过去，这是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方 法。甚至可以当作衡量一个民族的舆论界是否成熟、是否发达的主要标尺。若普遍未能做到这点，人人都带着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毛病，黄浦江倒灌中南海，死猪 耳朵反挂撒旦的后脑勺，这样的舆论界一定是混沌的、昏乱的、处在初级状态的。

要 害在于，“无限追究”严重干扰了事实判断。因为，还没等把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搞清楚，争论各方已经一窝蜂地杀入战场，去抢占各自的制高点了。中国红十字会 到底有没有贪污和渎职的问题，和郭美美事件到底是何种关系，已经不再是问题，爱怎样怎样，斗争焦点已经转移到派哪些人去接管红会、或用哪个新组织取而代之 的政治问题上去了。

历史上，科学最终挣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独立发展起来，如果未能搁置道德判断、专注事实判断，将信仰问题和科学问题分隔开，根本不可能。可叹的是，直至今日，这种搁置和分隔，仍未成为中国舆论界的基本准则。

文革期间，农民在自家后院养几只鸡，也能无限上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因此而被枪毙。其实，今日的“无限追究派”，与此一脉相承。

回 到“灾后舆论”的问题上。前面说了，天灾就是老天爷占据了首要肇事者这个位置，把“无限追究”这条路堵死了，无论怀抱多大的冲动，也知道爬上珠峰顶去和老 天爷决斗没有用。所以，客观上制造了一个断绝“无限追究”的舆论环境。即使还可以从楼房建筑质量、政府反应速度、具体救灾措施等方面迂回地追究，但救灾的 紧迫性和人类的同情心也或多或少会对此有所遏制。

这 就是进步的契机。既然其他时候都没办法形成这种难得的一致，那么天灾之后的“灾后舆论”就成了唯一的真实体验。整个舆论界可以在这种体验中反思一下，为什 么对于别的问题不能也这样首先关注事实，暂时搁置其他？不能等到事实弄清楚并发现确实存在更深层的问题根源后再去追究？从一个老人中风倒地的画面就能一步 跳跃到“逾百人跨过不理”的凭空想象，然后又一步跳到“国人竟冷漠至此”的道德讨伐，媒体跳大神般的集体昏乱能不能借“灾后舆论”这个特殊环境治一治？

天灾无法避免，若能利用天灾取得进步，社会幸甚。

2013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