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父母的和孩子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新西兰被确定为不适合照顾自己孩子的父母，在过去的5年中翻了一番……

5岁的Karla（化名）已经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了几个月。她的父母沉迷于毒品，她的母亲威胁要把Karla扔掉，所以，外公外婆向Family Court提出了申请，以使自己的女儿不可以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和Karla接触。

这听起来背离人伦，但却确实发生着。自从2007年以来的5年中，Family Court对这些亲身父母发出的禁令，已经从387个提高到约800个，其中最多的情况是因为父亲有暴力倾向，但也不乏其他的社会问题所引发。

Family Court首席法官Peter Boshier说，禁令数字上升，并不意味着有暴力倾向的家庭增加，而是包含了多方面社会问题，“其中，安非他命毒品（冰毒）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其他 毒品、父母精神有问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等等……缺乏基本的、照顾并养育孩子的功能的家庭在增加，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孩子是因为亲身父母，而处于危险的 境地。我个人觉得，毒品和酒精是最需要解决的两个方面。让父母成为父母，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一般说来，在被禁止照顾亲身孩子的案例中，和父亲一方有关的多为暴力问题，和母亲一方有关的，较多是毒品或有精神问题。

毒品是造成父母不成父母的重要原因

父母禁令在新西兰只有一段不长的历史。在1994年Whanganui人Alan Bristol杀死自己3个女儿后自杀的惨案之后，父母禁令作为一种对未成年的保护手段才出现。近年来，冰毒引发的社会问题迅速增加，相关的父母禁令案例也上升明显。

位于New Plymouth的Barnardos家庭监护服务中心（Barnardos Supervisor and Association of Supervised Conctact Services）负责人Ingrid Benten说，近年来情况复杂的案例呈递增趋势。

“冰毒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大问题，对我们的工作是巨大挑战。有的父母吸了几天毒没有睡觉，在和我们接触的时候，他们完全处于无理性的状态。你看到了这些才会明白，为什么有的孩子处在危险中需要其他人的保护。”

监护工作的经费由政府拨发，父母禁令一旦颁布，就有一系列的规定，包括：对容易激动的父母在接触孩子时的规定；父母visit孩子的场所的规定——必须是 对儿童有利的；孩子也被教导，如果visit时对父母感到不舒服，如何向监护人发求援信号；监护人则负责观察前来看孩子的父母，是否有使用毒品或神志不清 迹象……

在去年Family Court的800个父母禁令案例中，其中450个的指定监护人是家庭内的亲戚或者朋友，他们需经Family Court认可。如果找不到亲戚朋友，Family Court就要求由一位专业的监护人照料，政府支付相关费用封顶至14个sessions，直到Family Court认可亲身父母安全了——已经戒毒或者精神问题得到治疗恢复了，则停止监护接触措施。

在由家庭内亲戚朋友监护的案例中，内在冲突性，往往比专业监护人的更多，Ingrid Benten说，“比如说由丈母娘负责做监护人，在前女婿来探望孩子时，双方非常容易发生口角，除非双方都有理性的人，否则口角往往当孩子面发生，并且牵 涉到离婚前的家庭和离婚后的家庭，我们认为这对孩子会有消极影响，尤其是离婚之后的人，往往表现出和婚姻状态时不同的个性。”

Family Court首席法官Peter Boshier也认为，未经训练的监护人存在更多风险，虽然对孩子来说，如果是亲戚朋友等熟悉的人在场，孩子的情绪倒是更放松一些。

能提供专业监护的机构在缩减

目前在新西兰，一共有27个能够提供监护接触服务的机构，这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尤其是在小城市。2010年，救世军组织在全国7个地区中关闭了5个地区的相关服务，Barnardos则关闭了Bay of Plenty地区的服务，皆因存在经费短缺问题。

Union of Fathers主席Allan Harvey讲了一个案例，其中的父亲住在基督城以南的乡村地区，离基督城1小时车程，由于当地没有监护接触服务机构，父亲被下达禁令后，每次会面时，母 亲和孩子一辆车，父亲另一辆车，要开一个小时到基督城指定会面地点，“这有点荒谬，因为他们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开。”

前Law Society家庭法律部门的负责人Antony Mahon说，缺乏提供监护接触的服务机构，导致和亲身父母会面只能延迟，有时孩子会几个月看不到父或母，这对孩子来说是漫长的。“不管是父亲一方还是母 亲一方，一般都很不乐意接受Family Court下达的监护接触令。母亲一方经常会担心父亲一方会对孩子说一些不恰当的话，而被认为有暴力倾向的父亲，则否认会对孩子使用暴力，并认为监护接触 这种手段，一般是对恋童癖者使用的，不应该用在自己身上。”Antony Mahon既代理过父母方，也代理过孩童方，他说，他对提供专业监护的机构规模的缩减，感到担忧。

专业监护人的看法

Janis Sneddon是一位专业监护人，在受限制父母和孩童之间提供第三方监视接触。她的经历告诉人们，提供专业的监护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有一次，一个受限制的父亲前来visit他的学龄前孩子，原本应该是欢乐时光，孩子却忽然问父亲：“你为什么把妈妈的钱都拿走了？”

Janis Sneddon说，“这不是一个4岁的孩子该操心的问题，所以作为监护人，我们会要求父母不要做出回应。”

她工作的机构叫The Family Friend，是全国27个监护服务机构之一。作为监护人，她要确保孩子尽可能不卷入亲身父母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的程度。

在她20年的从业经历中，她看到了作为父母方的压力要比以前大很多，案例也比以往复杂。

“20年前刚做这一行时，主要处理的是家庭暴力，主要是和酒精有关，有些和大麻有关，现在，患有长期精神疾病而不能照料孩子的父母也多。”Janis Sneddon说，还有一个孩子18个月没有看到父亲，因为这名父亲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他不知道可以要求通过Family Court，在有监护的情况下看自己的孩子。“这对孩子来说太苦了，因为这个案例中父亲原是主要的caregiver，孩子的心灵肯定会因此受到了伤 害。”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