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于中国，严格讲，并不只是当代的新事物，而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一百多年的一个核心问题。

问题的产生，虽然也有内生的动力（史景迁论），但主要还是由于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三千多年传统的循环历史观被打破，来自西方的一种线性的、发展的、以美 好未来为导向的现代历史观被强行输入。国家和社会都不再被视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而被视为一种需要不断变革的东西，中国人开始相信，通过变革可以使中国汇入 世界的“普遍历史”，也可以使中国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三千年来第一次，变革信仰取代了安定信仰，“任人者争”取代了“任天者定”（王国维论）。

这是一条与西方“现代性”主线相对应的中国的“现代性”主线。从清末的变法直到今天的改革，变革的主体不同，方式不同，手段不同，但这条主线始终未变。康 有为和孙中山在政治主张上针锋相对，但谁都不会认为中国还可以回到循环往复的历史轮回中；蒋介石与毛泽东打得天翻地覆，谁也没有将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视为固 定不变的形态。

归根结底，康有为与孙中山之争，不过是自上而下的秩序主义变革还是自下而上的激进主义变革之争；蒋介石与毛泽东之争，无非是上层社会主导的蓝色革命还是下 层社会主导的红色革命之争。一百多年的风雷激荡过后，今日之中国已经与世界汇成为一体，也已成为全球经贸大国，事事都应验了一百五十年前最早看清世界大势 的王韬等人的超前预言。

从循环的、传统导向的历史观，转变为线性的、未来导向的历史观，历史就被等同为发展，不断地变革就成了对于发展的推动，也就等同为对历史的创造。中国的变 革，无论是秩序主义的自上而下还是激进主义的自下而上，无论是保守派的先经济后政治（邓小平）还是革命派的先政治后经济，甚至先人性后物质（毛泽东），在 通过变革谋求发展、开创新的历史道路这一点上，也并无二致。

依照演进的观点，方向和目标比路径更重要，近代以来的中国认定要汇入世界大势，要成为列强之一，只要这个方向和目标不变，只要预设的目的地都已先后到达，并保持了接近下一个里程碑的速度，道路之争已不再具有决定性。

国共两党能够和解，左右两派之争不再激烈，甚至统独之战也渐趋平缓，内在的一个大前提，就是全民族对一百多年来的大方向和大目标的认同。

如此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虽然是所有改革中最为敏感，最牵一发动全身，最属于“深水区”的领域，但只要不脱离大方向和大目标，或早或晚实行，或左或右实 行，或自上而下自内而外或自下而上自外而内地实行，也都问题不大，无论如何不至于再引发历史上那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大决战。

在我看来，将中国政治改革的地位降低一些，回落到一个相对不那么紧要的位置上，使之成为可以不那么激烈、不妨从容一些轻松一些逐步加以解决的一般性问题，是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定位。

如果不能稳定在这个定位上，如果刚一开始搞政治改革，全国上下立刻梦回文革，斗争哲学全面复活，历史上的新账老账一起翻出来大清算，那最好还是不要进行了。不进行虽然会有问题积重难返、改革举步维艰之虞，但至少不会有历史全面倒退、社会再次沉沦、改革前功尽弃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