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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去罪化”9年得失

作者: 张又    人气:     日期: 2012/2/12

自 2003年国会通过Prostitution Reform Act 2003后,卖淫在新西兰被合法化,或者说是“去罪化”,即decriminalised。9年过去了,当年立法对“人类最古老的职业”究竟产生哪些长期 影响?最近,不同媒体从不同角度观察这一问题:行业角度看,性工作者基本权利,比以前更有保障,字面上说,她们的法律地位与历史比、与其他国家比都是最高 的时期;而在社区和普通民众的眼里,卖淫耻辱的观念依然如故,当一些小型按摩院充分利用法律空间向社区渗透,在商业区和居民区交互地带若隐若现时,当地居 民的不满也不只是停车位被占这么简单……

法律地位

9年过去了,人们几乎忘记了Prostitution Reform Act 2003当初辩论时的吵闹。

对新西兰性工作者来说,不用再把避孕套藏在冰箱里,可以随身携带,不再担心会作为卖淫证据被起诉。这一本质区别,意味着性工作者的法律地位得到了保障。

New Zealand Prostitutes Collective——新西兰性工作者的行业团体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向成员派送避孕套。

团体全国协调人Catherine Healy说,“新西兰性工作者拥有最好的法律,我们甚至遇到了性工作者状告妓院老板性骚扰的案例,并打赢了官司——换了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性工作者说,烙在卖淫业上的耻辱,比以前少了一些,但仍广泛存在。

各方关注焦点,更多集中在“保证安全性行为”上了。

性工作者现在可以站出来,反对客户、雇主不合适的性行为要求或剥削行为,而在法律通过前,受威胁就范的情况普遍存在。

Catherine Healy认为,新西兰立法的思想是解放的,可以作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样板。

“我以前总觉得这(去罪化)有一天会发生,这是合理的事情,现在我回想过去时,会想‘上帝,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多希望我当性工作者的时候,正赶上这个变化的开始,以前曾经多次想,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简直太好了,我会珍惜那样的(法律)许可。”

警方关系

50岁的Mary Brennan从业16年,现为惠灵顿Lower Hutt地区Fun House及The MM Club两家夜店店主。

她相信,她生来就应该在这个行业工作,“我对这一行充满热情。”她说。

热情表现在提供更专业、更洁净的服务,她的店内一个个小房间尽量避免客人之间打照面,房内整整齐齐,一些加道具的小屋提供dominatrix等特色服务。

“业内做了相当的工作,为了让这一行更安全、更愉快、更被人接受。我相信这对社会的其他方面有利,比如为那些自己找不到性的人提供亲密关系,以及严重伤残的人——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提供服务。”

她说,和警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无疑相比以前有了明显改善。

回忆起以前一件往事,当她在惠灵顿另一家妓院做妈妈时,一次遇到特警扫荡。

“当时前台被用枪指着脑袋,另外两个小姐被带到大厅里,也被用枪指着。”她说。“然后我们在警局呆了一晚,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想到victim support或权利什么,因为性工作者不会有这些。”

现在,到警局感觉完全不同了,Brennan女士说,“他们(警察)会反复向女孩们宣传Rape Crisis以及其他的Victim Support,告诉她们有事可以求助于哪些机构,这样女孩们也就觉得她们没有做错些什么。”

最大的变化是,可以合法地要求避孕套的使用,而在立法之前,这会成为商业性行为的定罪证据。

36岁化名Tiana的性工作者说,立法前,在街上拉客最害怕看到警察,立法后,遇到了过路行人的不正当行为,她们就可以找警察求助,同样,强制她们进行非安全性行为的,现在也可以报告警察。

22岁的Dorothy是另一名性工作者,她每天挣$1500,同时在大学修习第二学位。她说当她21岁生日时她惠灵顿的父亲问她想要什么,她说,“我想要告诉你一些可能把你吓死的事情。”

“他马上回答说‘我想你要告诉我一些很糟的事情,所以感谢上帝还是算了吧’。”

Dorothy说,对于性工作者来说,现在很重要的是,如果遇到袭击,可以找警察。

“我有一个朋友几个月前被一个客人强奸,她找警察以后得到了非常积极的结果。”

不利的一面

地方刑事案件警官Scott Beard说,性产业和警察的关系不再是“他们”和“我们”。

“警方有时候会对妓女拉客进行干预,但自从立法改变后双方关系改善了很多,尤其是和Prostitutes Collective之间,要改善多了,警方现在被视为保护者(protector)。”

2003年“变法”后,警方组建了成人性侵犯应对小组(adult sexual assault teams),对行业进行了一些深入调查,起诉了几起18岁以下卖淫案件。

不过,尽管有改善的方面,警方也承认有不利的一面。

“在法律变革之前,警察可以任何时间到任何一家妓院调查,而现在,警方必须同样获得搜查令以后才行。”

非法交易仍然存在。“如果认为(立法后)新西兰就没有非法妇女性交易了,那是天真的想法。”他说。

因为不能随时搜查妓院,所以也就没有足够办法寻求证据,发现那些被洗脑或受惊吓而无力寻找帮助的非自愿妇女。

Scott Beard期待在性行业内,强制规定树立多语言标牌,以使非法交易受害者能够知道如何寻求帮助。

2003年立法的另一个结果是:小型妓院增加,大型妓院的生意被社区妓院瓜分了。

Mary Brennan认为,小型妓院以及像网络约会这类新事物对行业产生冲击。

“从商业的角度看,立法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许多女孩以个体形式工作,所以按摩院招人更难了,都缺人。”

另外,“有些业者已没法经营,因为internet dating正在蚕食这个领域”,约会网站会有详细的分类,包括“长期关系”还是“一夜情”的分类,“那些呆在家里无聊、寂寞的人,以前可以给按摩院打电 话,现在有了约会网站,他们会想,既然可以免费和陌生人做,干嘛还要找付钱的呢?”

组织的力量

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人愿意为性而付钱。在惠灵顿Fun House Private escorts,店里有15个左右的小姐以及1个男士,该店网页上列出了小姐的profile。Brennan女士说,大部分妓院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基本 还是在会客室里展示一排小姐让客人挑。

Mary Brennan对自己运营妓院的方式感到骄傲,并且不介意公开自己经营的内情。她表示大部分妓院经理没有那么好人。

“他们就像蘑菇,只有在暗的地方喂脏的东西才会生长,他们会对小姐说这种话——‘你们只有跟我们,才有更多钱更多活做,如果你们离开我们就会呆在街上’。”

Dorothy说,以往发生被剥削事件时,性工作者往往找不到一个能够隐藏身份的维权通道,因为同业间没有组织,性工作者无形中都怕身份公开,所以不敢声张。现在有了Prostitutes Collective,就等于有了一个代她们说话的传声筒。

Mary Brennan坦陈,性工作者在社会中的耻辱感仍然存在。她说,如果别人问她们是做什么的,她们一般没有必要告诉对方是性工作者,她们会说是接待或者保姆。

她说,公众如果知道哪些人在性行业服务,也会感到惊讶。她知道一位从业女性本身做着“最被信赖的职业”,但同时也是性工作者,“她说,‘所以人们总是信任那一个我,而不信任做性工作者的我,但我是同一个人’。”

对于警方来说,现在不再将性行业的从业人员姓名登记在案,但Mary Brennan说,一些申请这份工作的女性仍存在普遍担心,怀疑今后会摆脱不掉这样的工作经历尾随终身。

SOOBS

Prostitution Reform Act 2003实施9年,给一些社区带来了新问题,社区居民对妓院到处蔓延感到不满和无奈。

大奥克兰市成立之前Manukau City Council曾提交一个议案,要进一步限制妓院开设场地。大奥克兰组建之后议案到了新市政府手里,目前正在议会特别委员会手里,不久将会先出一份报告。

换句话说,这一话题之所以在今年被重提,和市议会层面可能强化规定不无关系。

许多社区民众的看法是:行业现在合法是合法了,但最不愿意看到妓院开到自家门口,这里是大人孩子们生活的地方。

不仅奥克兰存在这种矛盾,基督城、惠灵顿以及Tauranga乃至一些小镇等,都发生这类不满。

奥克兰的Greenlane、Mt Albert、Remuera、Henderson等区,已经发生过了邻里居民联合向市政府要求抵制妓院进入他们社区的事情。

而要求重修或废止Prostitution Reform Act 2003,以及强化对居民区开设妓院规定的呼声,一直没有停过。

2003年立法之前,只有大妓院和小妓院的区别,再加上站街的,而最近几年,在社区中滋生出一个新层面,即Small Owner-Operator Brothels,简称SOOBS。

SOOBS特指那些从业人员不超过4人、而且必须是为自己工作的妓院。

SOOBS利用了home business的规定,按照家庭生意的模式,而不是申请“娱乐设施”,从而规避了对开设场地的限制,在社区中藏身。

目前奥克兰市议会市议员Cameron Brewer等,是坚决反对小业经营的妓院向社区渗透的人士之一。

Cameron Brewer居住在奥克兰Remuera区,他认为这里的妓院存在是一个问题。他表示,他接受SOOBs存在是合法的这一事实,但认为需要立法进行规范。

“我们可以规定这些场所开设在更加综合用途的区域(如商业用途地区),而不是在居民区的无尾街尽头这样的位置。”他说。

奥克兰高端租房市场中,已发生多起房主发现出租房被用作淫窝之后要求赶人的事情。

Cameron Brewer说,如果奥克兰市议会准备对室外吸烟人群施加压力,也应该对居民区妓院施加压力。

社区联合抵制

而Firecats Escorts,这家最近在媒体上频频被曝光的妓院,目前正面临很大压力。

这家位于Ponsonby的Browns St上的妓院,是按“娱乐设施”申请执照的商业模式妓院,因为开设在属于“mixed business”用途的地段,而使其距离Richmond Rd Primary School小学一墙之隔具备了合法性。但同时,由于其在居住区(residential zone)30米内,因此在曝光后,他们不得不按规定另行向市议会申请资源许可(resource consent)。

附近的民众包括学校的董事会正在联合起来,抵制这家妓院并希望市议会不要发放许可。

市议会有15天来决定是否发放resource consent,而学校的董事会以及家长希望这家妓院立即关门,而不是在等待许可期间照常开放。

Firecats Escorts的案例很快会有结果。

有一种看法认为,妓院和社区的矛盾并不是Prostitution Reform Act 2003本身造成的,而是出在各个市议会自己没有能力做规范工作。

因为市议会不像警察系统,没有那么多资源,一家一家地跟踪查访强化管理,只能对反响较大的问题按照个案处理。

2003年之前,卖淫业的规范法律是Massage Parlours Act 1978,该法允许一些室内的卖淫行为,但需要在警方登记,拉客、广告、经营妓院以及靠卖淫为生则都是非法的;2003年以后,连警方也不再对人员备案, 更不要说市议会了。那些完全符合各项规定的妓院,仍会在社区中若隐若现,而今后引发居民和妓院之间的拉锯,也会持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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