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圣诞新年假日前后，陶波湖以南的Turangi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性侵害案件。一名和父母一起从比利时来新西兰度假的5岁殴裔女孩，在Club Habitat Holiday Park露营地caravan（露营车）里睡觉时，遭到了严重性侵害，以至于被送至怀卡托医院后，医生对她的面部和身体进行了近4个小时的恢复手术。其 后，一名Turangi本地16岁的男子被警方逮捕，并被控强奸、盗窃和使用性暴力造成严重伤害。

这名16岁男子的姓名和容貌目前法庭还不允许媒体公开，他几次进入法庭时均以毛巾蒙头。但在法庭外面，他遭到了围观民众的集体唾骂。毫无疑问，这起案件让整个新西兰蒙羞。

据报道，性侵案发生时，小女孩的父母就在几步远的露营地的公共设施里，小女孩和3岁的弟弟一起在caravan里睡觉。这名母亲回到caravan的时候，发现门锁了，透过窗户她看到女儿正在被侵害，她赶紧去找自己的丈夫来，等他们回来的时候，罪犯已夺门而去。

1月18日本周三，这名嫌犯在Taupo Youth Court再次出庭。自从被警方逮捕以来，他一直被关押在youth justice facility中。而在上一次出庭中，这名16岁的嫌犯已经通过其青少年问题顾问（youth advocate）表示，他将会承认控罪。周三出庭时，嫌犯对指控供认不讳。小女孩的父母没有出庭，这家人表示当天他们需要在怀卡托医院陪伴他们的女儿。

1月18日的庭审中，法官Jocelyn Munro认可了受害人支持方提出的，该案宜适用比青少年法庭（Youth Court）更高司法标准来审判的意见。

在青少年法庭下，最大的惩罚只是在青少年感化部门强制教育6个月，而如果适用成年人的法律，则强奸罪的最高刑期可达20年。

这样，这名16岁的嫌犯将继续羁押在青少年感化部门，直到下个月转至Rotorua District Court审理，在宣判后，将先到youth prison服刑，等年龄期满后会到成年人监狱服刑。

法官Jocelyn Munro是这样解释的：“罪行的严重性在青少年法庭已找不到适当的标准，受害者的年龄以及罪行的严重性也超过了任何地区法庭简易审判权的范围。”

此案激起相当大的民愤，此前已有大约500人联名请愿，要求将这名嫌犯从青少年法庭（Youth Court）移送地区法庭（District Court），也即转移至判决相对较重的成年人法庭。

有一句老话是“法不容情”。奥克兰大学法学院刑事法教授Warren Brookbanks认为，从法律上讲，民众的这种请愿也可以是无效的，法官完全不理会请愿也是合乎法律原则的。

但此前媒体广泛报道这对欧洲来新西兰的受害人父母，对法官的部分言辞感到不满。

此前法官Jocelyn Munro庭审时，让嫌犯母亲朗读了一份嫌犯写的祷文，内容是希望上帝帮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在评论嫌犯的时候，法官使用“smart looking”这样的词汇，均引起受害人父母的反感。

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这对父母说，“我们感觉到法官对犯罪者外表smart looking的评论匪夷所思……我们敦促法庭能够理解到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的家庭的影响将经年累月。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3周前对我们女儿做出这样事情的人，现在已经可以为上帝写出漂亮的祷文……这个人暴力侵害了她，并偷走了永远无法归还的东西……我们对法官的评论感到担心，我们希望在法庭上能够被正确地对待。”

法官的这句话也受到了Sensible Sentencing Trust，以及网友在论坛和社交媒体上的批评。

但新西兰本地律师表示，法官的这些话不算出格，因为青少年法庭的特点和气氛，毕竟和地区法庭不一样。

现在，法官已宣布将该案转移到地区法庭，应该说，是满足了受害人家属和支持者的呼声。

目前为小女儿设立的基金已募集到了6.1万纽币的款项。

儿童性侵案具有较大隐蔽性

我们这里暂且不评论这宗女童强奸案，但我们要留意一下，在新西兰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尽管像这样性质恶劣的不多见，但每年被查处的总体数量也不算少。

有资料显示，每年从新西兰监狱中释放走上社会的恋童癖者大约是250人，不管是社区、还是曾经的受害人，经常会被报道说，对这类人回到社区感到担心。

就在圣诞节前，一名新西兰的副校长因性侵小学生，被判入狱，而可叹的是，这名副校长在学校就是专职惩戒学生的。

47岁的Glen Rohan Lovatt事发前为Rotorua的Selwyn Primary School副校长，他是因为对学龄儿童的2次性侵案和3次不雅行为，而在12月22日被Rotorua地区法庭判处4年3个月监禁的。

在这个案例中，儿童性侵案的隐蔽性表现得非常明显：Lovatt的性侵对象均为互相之间并不熟悉的学龄男童，这些孩子遭受了副校长所谓“惩罚”后，并不敢和老师同学和家长提及，以至于他们在离开该校之后，才敢分别和自己的家长反映。

但导致Lovatt的行为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制止，并持续多年直到去年才被查出。

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受害者的评估报告显示，这样的经历影响他们多年，往往是长大以后才明白，原来成年人可以对儿童做出这样的事情。

在判决前一个针对这名副校长的缓刑考察报告认为，当事人具有高度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也不会参加监狱中的child sexual abuse programmes改造项目。

在新西兰，和儿童的身体接触是需要注意分寸的。如果不了解这种社会现状，有时是会引起误会的。

在本地学校，教师对于如何接触儿童的身体，是非常注意的。这是因为儿童性侵害问题是社会中一个让人反应强烈的“毒瘤”。

尤其是学校中的男教师，有报道说，新西兰的男教师本来就少，而且他们也注意不要在这个方面引起误会。有时甚至是惹不起还躲得起。

在小学，男性教师按比例算有13%左右，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男性都不希望成为小学教师，对于已经是教师的男性，他们也害怕因和孩子过多接触而被认为有性侵害嫌疑。

有个男教师就说：“每天我去教书时，有一件事我考虑得很多：当有孩子哭了或他们想挨着我坐在躺椅上时，我该怎么处理，我是不是只能说‘噢，你不能这样做。’”

另一个故事是：有一位男教师为了自身的“安全”，把摄像机带进教室，因为家长和学校对这方面都很敏感。

实习教师Simon Burke在他的第一次教学中也觉得很难不让孩子拥抱他。“五﹑六岁的小孩总是缠着你，但是我对他们的响应很犹豫。”

在奥大的一项研究中，参加测试的25位男教师，没有一个对与孩子的身体接触感到舒服。

儿童性侵犯罪很多具有重复性

由于儿童性侵不少和当事人的心理疾病有关，因此一些人出来以后，仍然会回到伤害孩子的老路上，而且还有更多的性侵害者未被发现，或未被起诉，这才使儿童性侵害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新西兰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儿童性侵罪犯Peter Douglas Liddell。Liddell在20年里有17项性犯罪指控，他原先是南奥克兰King's College的辅导员，工作在一个受家长和学生信任的岗位，最初在1994年对4名男孩的性犯罪而判8年，4年后的1998年保释，释放后他一度住在 Waiuku，不过2003年后他有两个地址，一个在Manurewa，另一个在Grahams Beach。等当地社区的家长知道了这位使用化名的彬彬有礼的绅士的真实身份后，感到“震惊”和“恶心”，并提高了警惕。结果，Liddell成为了居民 人人监视的对象，但是已经晚了，Liddell已经疑似和附近的男童“开始交往”了。其后一名妇女声称，Peter Liddell引诱她的儿子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呆在海滩小屋内，并且受到了性侵害。这名妇女说，当她找Peter Liddell当面质问的时候，Liddell给了她一个假名。这名妇女说，在Liddell租住在Grahams Beach海滩小屋里，“他(Peter Liddell)在洗完澡以后一丝不挂地走出来……从浴室到大厅﹐然后在他（她儿子）面前擦干，再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这名妇女说﹐由于他开始用的是化 名，所以她和大家一样不知此人是谁，但她的孩子又去过他那好几次，她觉得有些不对头，就向警方核实这个人。由于Liddell给了她是假名，调查一片空 白，直到有一次她找对了部门，才了解到这个人的幕后。到2004年9月，Liddell再因几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而锒铛入狱。

为什么很多恋童癖者在被警察调查的同时，仍然不能放弃对儿童的性侵害？专家们在研究以后觉得，线索可能在低智商、强奸幻想和父母早年死亡这几个因素上。

统计显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儿童性侵害的罪犯在被释放后的十年之内，还会对一个儿童实施更多侵害。

华人读者比较熟悉的案例包括大陆知名艺人红豆（本名王立勇），他因犯猥亵儿童罪曾于2002年6月20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 月，2004年5月20日被假释。2009年11月，红豆又因猥亵男童被河北省三河市刑警队列为逃犯在网上进行追捕，并于2010年7月22日被捕，在两 周前刚刚被再次判刑4年。

所以，要在心灵深处让他们觉醒，对心理学家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由于对儿童的性侵害从来没有在新西兰停止过，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被认为是一个高发期。近十年来，总的发案数字已经减少，但是对受害人的赔偿金额却在升高。 对于受害者来说，不仅是心灵发育的缺损，而且遭受性病袭击也会偶尔伴之而来。奥克兰性健康服务所（Auckland Sexual Health Service）的性健康医师，Azariah说，治疗性病感染者本来就有难度，当面对一个孩子时，气氛就更糟了。

专家呼吁，对儿童性病的诊断，应该像在学校里对待普通擦伤一样，得到紧急治疗。而且,应该让儿童学会，大胆地揭发谁是性侵害人。有专家提出，如果在24小 时内对每一个受害儿童召开案例诊断会议，能使孩子最快地走出困境。所以，制定一个专门的程序是必要的，这个程序的关键除了治疗，就是必须“切断儿童的虐待 源”，有时包括监护人在内，这就不是一个社会机构能办的到的了。

在对儿童性侵罪犯的改造方面，新西兰也曾做过一个叫做“Kia Marama treatment”的治疗项目，从这个治疗机构出来的性侵害者，重复侵害行为的仅为10%，对照全新西兰的22%应该说治疗是有效。

这个项目的研究认为，恋童癖者普遍有受困扰后形成的观点，普遍容易接受强奸的幻想，普遍对困扰无法移情，从而使愤怒主宰了他们。

“这些成年后的恋童癖患者，他们自己在儿童时期父母和监护人死亡的概率，比一般孩子大三倍，在儿童期间就有教养上的问题的比例，比一般孩子大五倍。大约半数的恋童癖着在自己的儿童时期受到了虐待，几乎所有的人都忍受或见证过家庭暴力。”

每年，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儿童性侵害者人数，大约是250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担心自己在社区中被公开的程度，因为身份一旦公开，就会在社区中被居民“隔离”或者引起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