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往年的惯例一样，《求是》杂志2012年第1期再次发表胡锦涛总书记的文章。此文是他在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强国”这个战略的定位，就是公开的国际竞争。着眼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力量竞争，以此为背景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力量，显然，这正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学术界，该主义与强调人类普世价值、普世文化的“文化世界主义”相对。
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回顾历史，自清末开始，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建国，曾有过一波很强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
其
时，面对“西学”、“西力”的强烈冲击，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中国文化人，无论是立宪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对于如下这样一个
基本逻辑实际上是有共识的：中华大地上的四万万人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首先要将其聚合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再以这个“中华民族”为基础建成一个现代
民族国家，使民族完成从“文化民族”到“国家民族”的转变，使人民完成从“天朝子民”到“现代国民”的转变。
以救国和建国为目标，以“学”之存亡即“国”之存亡为号召，以民族文化-文化民族-国家民族-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路径为蓝图，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大潮。
但是事与愿违，历史作证，清末民初由中国文化人开启的这一条靠文化民族主义立国的道路，并没有走下去。
回过头来看，无论后来又出现了哪些历史事变，发生了哪些道路转向，总之，1949年由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政治民族主义的产物，并不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结果。
现代国家建立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历史很无情，人们看到，政治民族主义的胜利，不仅取代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角色，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同时也将这个曾经的革命之子当作了革命的对象。新中国建国后，随着执政党开始向虚妄的“世界革命”转向，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标志，中国近代史上持续长达百年之久的、由中国文化人物领导的、曾经波澜壮阔的早期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在一片哀鸣声中宣告寿终正寝。
不
仅如此。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假如确实存在着一个主宰着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该逻辑就是：当政治民族主义发现文化民族主义并未真正消
亡，正在人民共和国里重建其文化优势，重新恢复其统治地位，一场旨在“灭资兴无”的“文化大革命”，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众
多在自己的“新中国”里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的文化人，至死也没能完全明白自己这个满腔热血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为什么就成了“臭老九”，自己这个当
年的革命先驱怎么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但现实却是，无论传统文化的境况如何，无论文化民族主义的地位如何，也无论文化人物的集体命运如何，前后两个三十年之
后，这个抛弃了自身传统文化的“没文化”的新中国，却先后在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跃成为了“发展型国家”最大的一个
成功范例。
在
国际学界“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中考察，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发展型国家”共同具有的一种发展动力。按照一
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战争历史、共产主义的“目标文化”、计划经济体制和威权政府等，也都在客观上成就了中国这个
“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成功。
如查莫斯.约翰逊所认为的，“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是一种准革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于他们所实施的社会事业的目标的合法性；当经济发展被设定为一个压倒性的目标时，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成了一种革命事业，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更好的实现目标的机制。
按照这样的理解，中国在“发展型国家”道路上取得成功，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民族主义，而同样是作为帝国主义时代“刺激-反应”之产物的文化民族主义，在这个“赶超”事业中实际上是缺位的，不在场的。
关于“发展型国家”主要特点的主流观点是：1）持续的发展意愿；2）高效的官僚机构；3）紧密的政商合作；4）有选择的产业政策。其中并没有诸如“儒家价值观”等传统文化因素这一项。
近
年来，关于亚洲各成功的经济体越来越类同于西方经济体的观点很盛行，关于中国的崛起能否同时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质疑也很盛行。从西方的角度
看，事情很简单：任何一个靠学习西方、全盘西化而崛起的非西方国家，都是西方国家的翻版，都不太可能实现其非西方传统文化和现代国家的统一。
的确，一个文化民族，到了不得不靠否定自身传统文化来转向学习西方、模仿西方的地步，即使最终转型成为了国家民族，建成了现代国家，这个国家不是西方国家的翻版，还可能是什么呢？
如此来看，我们这个只能算是“后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整体的文化水平上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恐怕也已不言自明。
去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一文，对中国当前文化地位惊人的低下，有着坦白的表述。
不算太迟，中国人至少是认识到了：在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一个大对局中，我们面临的形势比一百七十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期强不了多少！
好在，人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极强，复活的速度极快，毕竟，这已经是一个先后经历过不同的炼狱煎熬过的顽强生命。
近年来，它开始迅速地复兴。毫无疑问，在世界舞台上，它还是当年的那个文化民族主义。因为在当今世界上，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仍一如既往。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今天的）帝国主义还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
《求是》杂志刊登的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人
们需要理解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历史的、后发的“发展型国家”，其民族主义始终是旺盛的，也始终在为国家发展提供着强劲的动力。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是
典型的民族革命，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哪怕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也是一种准革命体制。现在开始的这一场由执政党领导的、以国际竞争为导向的、以建
设更为强大的国家为目标的“文化强国”运动，毋庸置疑，也不会改变其民族主义革命的基本性质，也就是百年前那场“欲谋保国，必先保学”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在21世纪的今天的回归和延续。
“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把胡总书记的这个话换成文言表达，也就是“欲谋强国，必须强学”。
2012年开年，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作为继中国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之后的第三波全民运动，宣告了它的潜龙出渊，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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