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在我们的身后，总有数不清的历史事件会沉积下来。回首间，霍然发现，这些过往曾经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事物有可能被挖掘出其背后更多的真相，而真相的残酷程度让人难以置信。

时过境迁，当时的施暴者可能早就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了。但在那些事件中曾经受害、依然健在的人士，其苦难的心灵始终没能得到平息，事件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平反”。

2004年，政府设立了一个保护私隐的论坛，让那些以前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的“病人”有机会诉说自己遭遇的非人道待遇。

到了2008年，因为反响强烈，政府决定拓展服务的范围，启动了一项定名为“聆听”（Listening）的专门服务，为1992年以前曾经在精神病院、 国营儿童寄养中心、儿童福利中心、康复营和特殊教育家庭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士提供特别服务。1992年以前，这些社会服务都缺乏投诉监管机制，以至于被肉 体或精神上伤害的人士（特别是当时的儿童）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

2009年年初，一个特别委员会成立了。他们包括了Paula Daye，Malia Hamani，Dr Barbara Disley，Mike Noonan，Judge Carolyn Henwood，Robert Newson，Areta Koopu，Dr Ian Hassall，Winifred Jackson和Doug Hauraki。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相关方面的专家。“聆听”服务就是由这些专家具体执行的。

按照当时的计划，“聆听”服务将持续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到大约2014年结束。

“聆听”服务的第一步，是安排受害者和委员会里挑选的委员见面，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尽情地把那些可怕的经历倾诉出来，并陈述他们真实的意见。

第二步，专家委员将协助受害者明确他们目前的需求，并帮助他们获取相关的政府服务。

第三步，帮助受害人获取其在政府档案库里登录的信息，让受害人有机会提出问题，并得以更正其中任何不正确的信息。

第四步，协助受害人理解当时的局限性，释下心中的重负。

与某些人想象的不同，这种Kiwi形式的平反，委员会并不会做出金钱赔偿或者责任认定等等的决定，他们的服务就是“聆听”。

委员会的委员穿梭于全国各地，安排可以保护隐私的地点和服务申请人会面。

那么，这种服务和目前新西兰政府或者民间机构提供的咨询、辅导和司法协助等服务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认为，特别之处就在于这项服务不是一种等着受害人上门求助的衙门式服务，是把服务主动送到使用者手上的便民服务。而且，除了得到“聆听”之外，一些过往大费周折才能接触的国家档案现在也得以对受害者公开，并且有机会还其清白，为他平反。

相比之下，亚洲不少地区的确可以借鉴一下新西兰的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方法。

在报社里面工作，偶然有读者上来拜访我，声泪俱下地讲述过往文革、反右时的遭遇。有些老人家，虽然已经在新西兰生活了这么多年，但依然对原来单位档案上的 那个“右派”划定不能释怀——明明就是错的，当时的运动是错的，被划成右派也是错的，但为什么一个本来清白的人要背负这样的历史重负？还有所谓的“反革 命”罪，逼得你填写任何的申请表格时候都要犹豫半天——写吧，非常违心，而且怎么向Kiwi解释这个反革命罪的定义呢？不写吧，“反革命”罪在中国曾经是 刑事罪，不写就是欺骗Kiwi政府，一样是严重违法事件。

如此林林总总的纠结，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隐退。

老人们已经到了垂暮之年，能看到的将来不多了。期待不久后的一天，曾经来编辑部哭诉的那些老人家们可以在他们的祖国得到平反，以慰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