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4日刊登《国民收入32年仅涨了2.4倍》一文得出的结论，看似经过数据的列举进行论证，却明显
暴露出中国某些学者对中国问题理解的书斋气，既有悖常识，又缺少对中国复杂问题的全面认识。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如果像这
篇文章一样，仅仅用简单枚举法来形成对中国的判断，很可能会盲人摸象，得出无数相互对立的结论来。
以不久前的“小悦悦事件”为例，对旁人的灾难熟
视无睹的事件在中国并非孤立的一件，人们可以举出许多。如果仅用简单枚举法，我们可以轻易得出结论，中
国社会是一个冷漠的社会。但是，中国真的没有见义为勇、热心助人的事吗？显然不是。所以，简单地用一些具体事例来界定今天中国的道德面貌难免有以偏概全之
嫌。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更复杂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更为明显。审视中国社会的变迁，能找到许多事例来说明某些社会问题比以前更严
重，如环境污染、官
员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等等。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否认这些事实：中国30年间普通民众基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公共基础设施大量兴建和更新、社会自由度
增加等等。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在一个高速发展急剧转型的社会，如果仅仅用一些事例来界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永远是莫衷一是。
从观察
社会的角度看，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重要意义，都值得大家去关心、去解决，但学者和专家不要轻易从个别案例上升到普遍现象进而得出全面结论。
可惜，以权威口吻宣布一些普遍结论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消极传统。中国一百多年的革命运动既把中国社会推向前进，也在中国知识界中形成了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
化、社会问题政治化的传统。很多人遵循这种习惯，最后把所有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高度。其实，这种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常常脱离实际而无法解决中国的
现实问题。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需要的并不是在书斋里坐而论道。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不是在书斋里根据一些不可靠的二手资料就能制
造出来的。从方法论的角度
看，对世界的认知最重要的是经验观察。具体到社会领域就是调查研究。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要进一步向西方学习。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有
一个误区，即把西方现有的器物当作学习的理想，而把现代西方文明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丢在一边。
在西方的各种社会研究理论中，
很少看到从一些有限事例向一般的跳跃，很少看到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结论。但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研究领域，缺乏深入基层的
社会调查，也缺少各种不同数据的收集，却有很多的简单枚举归纳，太多的大而无当、空洞无物的广场语言。从硬件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确实与30年前的中国不
可同日而语，但就中国文化人的思维来说，政治第一、意识形态至上的传统仍未消退。这对解决中国今天的现实问题是有害而无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人们心
中陈旧的政治至上的文化观念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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