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从Kuniaki Kawahata的脸上垂下，滴在他的条纹衬衫上，然后消失了。这个5个孩子的父亲，需要用一点时间来平复自己的情绪。

Kawahata 有两件悲痛的事情和CTV大楼有关：第一，作为富山外国语学校（Toyam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TCFL）的副校长，他的12个学生死了；第二，他的女儿，20岁的Kyoko也死了，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她正和其他同学一起，在 CTV大楼第四层当地King's Education语言学校的教室里。

让Kawahata难以释怀的是，是做父亲的他推荐女儿Kyoko给King's Education的，作为独立学生学习，Kyoko不注册在富山外校班。

他最后一眼看到Kyoko，是2月19日在日本富山火车站。

“我们赶到火车站的时候，只有2分钟火车就要开了，那时候她还没有买票。我很着急而她一点也不急。我拎着她的行李赶紧跑上楼梯到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我对她说，‘别总是这样，要守时间。’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以前她小时候我从来没有这么做，当时这么做也觉得很自然。她转过头来对我笑了一下，我记得很清楚。”

当他再次看到Kyoko的时候，是在基督城的停尸所。“她已经很难辨认，我用她的头发盖住她的额头，然后想，‘啊，Kyoko。’”

富山，一座40万人居住的日本沿海城市，距离东京400公里。这里，并不那么吸引人，但还算繁荣。富山 外国语学校坐落在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里，有两层楼面。三年前开始，富山外校开始和King's Education建立语言学校合作关系，由富山外校将学生送到新西兰，进行为期3周的语言学习课程。今年的学生自己承担费用，两名日本老师则在2月19 日到达各自的新西兰寄宿家庭中。

在2.22地震中，King's Education同时有64名学生和8名员工死亡。

19 岁的Yukio Minami在地震发生前正计划完成自己2年的英语diploma课程，地震发生后，他被深深埋在废墟中，当时他的想法就是等死。瘦瘦的他已经记不起下坠 时的感觉，“什么东西打到我的头上，然后就很黑，什么也看不见。我能闻到燃烧的烟味，我想是什么东西烧起来了。我也能听到其他人的声音。有些女孩在哭，我 的手很疼，因为被夹住了。

“我周围没有什么空间，天花板就压在我的脸上，我很害怕也很难受，虽然能够呼吸，但感觉很可怕。”

他回忆说，“我只想到我会怎么死。”

整整6个小时以后，消防员才在清理出一条通道的过程中发现了他。

接着又是2个小时，Yukio Minami被解救出来，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9岁的Kento Okuda，是最后被救出的几名学生之一，在地震发生时，他和Yukio Minami坐在相邻的位置上。

“感觉地板被从我们脚下抽走，接着就是一团黑，腿非常疼。两条腿都被压住了，都很疼，我试着将其中一条抽了出来。

“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声音，也有很多烟，人们都在尖叫。开始我的腿很疼，但渐渐我不太感觉得出来。我的手也只能稍微动一下。”

他的一条腿被压在一个10公分大小的空隙中。在这时，他找到了自己的手机，并拨打给他在富山的家人。

他在电话中告诉自己的兄弟发生了意外。“但是他不太相信，所以我让他去找Kiyu（日本带队老师）说话，后来，我告诉他我的腿被压住了，他说，‘等一下。’”

结果他又等了12个小时，直到救援人员用一把工程锯，对他的右腿进行了截肢，才把他从废墟中拉了出来。

“当时我戴了一个氧气罩，感觉光线很强，有很多救援人员，告诉我再坚持一下。有个医生对我说，‘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61岁的Hiroko Sato在地震后和她最好的朋友Yoshiko Hirauchi压在一起，她当时很平静地认为，只能接受死亡。

“当时我认为我会死在这片黑暗中。

“我觉得我的生命一直过得很开心，我能接受这种死亡。”这位前富山警署的行政人员当时也在语言学习班里。

她和Yoshiko Hirauchi是40年的好朋友，所以当地震发生时，她和Yoshiko坐在一起吃午饭也是很自然的。

“我坐在桌子的末端，和我的好朋友在一起，然后我就到了桌子底下，周围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

当摇晃结束后，她还能听到她朋友的声音。

“她在说，‘我不能呼吸了，我不能呼吸了。’我告诉她要坚持。在狭小的空间里，我碰不到她，我的右胳膊和左腿都不能动弹。我的脸是朝下的，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后来有很多烟飘过来，我的朋友说，‘请快一点，快一点。’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Sato被救出来以后，手和胳膊受了伤，而Hirauchi则死了。

19岁的Rika Iwakura，地震发生后躺在Minami的旁边，一个重物压在她的腿上。她最好的朋友，19岁的Yurika Uchihira，也在她的旁边，受了重伤。

“我的腿动不了，但我的上半身还能动。腿卡住了，右腿很疼，肚子上也压了东西，所以我看不到我的腿的情况。”

她说，听到人们在叫唤，“我很疼，我很疼。”还有人喊，“快来救我们，快来救我们。”她的腿开始很疼，后来麻木了。

8个小时以后，Rika Iwakura被救援人员救出，她最好的朋友Yurika Uchihira则未生还。

10天以后在惠灵顿医院，Rika Iwakura接受了高位截肢手术。

当消息传来时，副校长Kuniaki Kawahata正在家中，当时，他的父亲才死了7天，家里还设着灵台。

“我立刻开车赶往学校，我一边祈祷所有的学生都没事。”

他在学校一直呆到第二天凌晨2点半，当时有很多日本记者堵在门口，学生家长们都呆在一个有电视的教室里，等待电视播放最新的消息。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他们能听到谁被救出，谁还没有下落的消息。

现代通讯的奇迹表现在一些家长和被埋在废墟下的学生取得了联系，一位家长拨通了Kento Okuda的手机。Kawahata则和一位叫Tomoko Kiyu的老师通上了话，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

“她告诉我们能见度很低，因为烟很多，她能听到一些声音，但看不见。”

在日本，传来的电视画面上，CTV建筑被地震夷为平地，景象让人绝望。

“就算有9个人幸存下来，已经是奇迹了。”Kawahata说。

地震发生的前一天2月21日，这个班级的23名学生和老师还在基督城游览，并拍下了一张合影，仅仅一天过后，地震就让这张照片中的12人丧生。

“这可能是最糟的一天。我开车回家，喊着我女儿的名字。我们日本人认为语言能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当我呼唤我女儿的名字时，可能会达到9000公里外的她那里。我喊了好多次。那时候我已绝望，但我还是决定为了学校和其他家长，做我该做的事情。”

Kawahata和Urakami赶到了基督城，和新西兰当局合作并安排已经赶来新西兰的日本学生家长。作为能说英语的学校代表，同时也是失踪学生的家长，他的双重角色意味着他能够感受到所有各方的情绪。

富山外校的校长Hisao Yoshida，在地震发生的那天早晨在日本，当时Kiyu（一名老师）丈夫的爸爸急着跑到学校，将地震的消息告诉了他。

“他给我看了Kiyu女士发过来的短信，短信很简单，写着‘不能呼吸，火’。你完全能感受到她的处境。非常紧急，非常绝望。一名学生的家长也赶到学校，说他们能和废墟下的女儿通上话，家长尖叫着要帮忙，我告诉他们保持冷静，警察很快就会去救他们。后来这名学生被救了出来。

“当天下午我还和Kento通上了话，他很冷静。他说他在等待救援，口气就像是在说等一辆公共汽车。”

随着家长们的陆续到来，焦虑情绪越聚越多。一有消息从新西兰传来，学校员工立刻在一块白板上进行更新。家长们整晚呆在学校。作为校长，Yoshida原想也赶到基督城，但在学校当时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呆在学校。

没有人直接对学校发火。他说。

“学生家长们只是焦虑。他们来问我们，为什么要组织到基督城游学。他们知道在9月份已经有一次地震，他们问我说，我们有没有做过调查。”

Yoshida能做的，只是展示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家长们，CTV大楼在9月份的地震中没有损坏。
接下来的3周，Yoshida没有回家。该校的校友们组织起来，为这所学校筹善款，募集约合170万纽币。

“每次我得知一名学生身份被鉴定出的消息，我都在办公室里哭。”

在基督城，已经赶去的家长每天都和警方以及日本使馆官员有一个通气会。家长们十分希望到寄宿家庭中看一看。

Kawahata说，“每一天都有家长们希望去到寄宿家庭中，说一声谢谢，希望了解他们的孩子在最后几天做了什么，他们真的想知道。当他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并不太在意他们在做什么，但一旦他们故去了，我们很想知道他们最后几天做了什么。”

由于鉴定尸体的工作十分缓慢，家长们感到很气愤。Kawahata说一些家长到最后还抱着希望，尽管十分渺茫。

“我们等呀等，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发泄我们的怒火。我们诅咒地方官员以及日本外交官员，诅咒了很多。”

有些父母能够找回孩子的个人物品，当找回他们的相机时，看到他们孩子在照相机中留下的影像，一时间痛不欲生。

在基督城，家长们参加了2场悼念仪式。一个是在Burnham军营的外面，那里是尸体鉴定场所。栅栏上摆着鲜花，地方的毛利族人做着仪式。

“每个人都哭了。那是一个有风的晴天。”Kawahata 说。

Kawahata，Urakami以及学生家长们当时都住在较远的Methven地区。

周围的景色是平静的，不远处有日本媒体一直在跟踪采访。

“我们都不理会他们，我们关下窗帘，那时没有人愿意接受采访。”Kawahata说。

富山外校英语班当时有一个新西兰教师，名叫David Horsley，49岁。他说，当时看到这些家长一面带着悲痛，一面和当局打交道，感到十分痛心。其中有些家长单纯地认为，他们可以帮助进行援救，为此还从日本带来了皮手套。

David Horsley在地震时也在CTV大楼中和班上二十多名学生在一起，比较幸运的是他只头部有点轻伤。

“对他们来说，看到这栋建筑的情况很重要。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他们都想要亲眼看到大楼的情况。他们到达后会问，‘为什么其他的建筑都没有倒塌？’他们感到CTV大楼肯定有问题。

“这些父母们希望找到一个能对此负责人的人，就像在日本，如果出了这种事情，一定会有人站出来，鞠躬向大家道歉。”

今天，19的女学生Rika Iwakura已经安上了假肢，她希望能够在10月份重返校园。

另一位被截肢的学生，19岁的Kento Okuda以前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他承认，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感到很低落，但现在他挺过来了，他仍然保持开朗和乐观。

他说，他对基督城也没有因此而感到厌倦。

Rika Iwakura也是乐观的。她也不介意再回到基督城看看。

她说，虽然是个噩梦，但是她并不经常去回忆。“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周围总是有朋友。我总是在说话，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变。Yurika死了，让我的生命空出好大一块。等我回到校园，我可能会更多地感受到现实。”

Minami则说，能回到学校真好。他说，其他的同学还是像从前那样对待他。

“很多朋友都不在了。教室显得很大。回到这里很好，我能和朋友们交谈，这样就不用总想那些不好的东西。我感觉好些了。

“我想要知道，为什么单单那栋建筑会倒塌。但我并不因此感到愤怒。有时候我会睡不着，想我那些朋友，但并不经常这样。”

对于年龄最大的学生Hiroko Sato来说，她的心灵不那么容易走出阴影。

“我比其他同学都要大很多，我已经活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不是一定要再活着。但是很多优秀的同学都走了，却不是我。

“我感觉我的生命空空荡荡，我丢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不知道我能否再次享受生活，但我现在肯定经历得太多了。我希望等我和我的好朋友再次见面时，能够讲给她听……”

这是一个特殊的班级。这是一个特殊的教室。在富山外语学校的这间教室里，很多座位都是空的。

“日本人总是让人惊讶的。他们不会互相组织成地震幸存者团体。他们是非常有韧性的。”

Kyoto Kawahata的墓碑安放在当地的一个庙宇里。少量骨灰放在一个盒子里存放在家中。

新西兰政府对于CTV大楼为何会严重垮塌的调查，仍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