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上周二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北京不动声色地向地方政府提供了高达4630亿美元的救援，表明中国很可能并未躲过金融危机。
该救援是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十亿计的坏账，这些融资平台负责基础设施和开发项目方面的刺激性支出。
同一天，Sanford C. Bernstein & Co. 分析人员 Mike Werner，在Bloomberg 英文电视台“On the Move Asia”节目中，就中国银行界的影响等接受了采访。
他说，中国内部的贷款，是对本地银行的最大威胁。因为很多地方政府提供很多地方性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营救，能够帮助地方政府释放一些资金，并且让一些地方小银行继续营业。
如
果参照美国经济危机最严重时期的“危机资产解救包”（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称TARP），按中国经济规模换算一下，中国的救援是美国的1.5倍。法国兴业银行的全球战略分析师Dylan
Grice说，这尤其令人担忧：“如果我们把经济危机的量级与救援的规模相对应，那么TARP一倍半的规模就表明金融危机的规模为2008年量级的一倍
半。”
他说，从利率历史上看，一个共同点是，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所有国家，全都多年将利率维持在远低于自然利率的水平。比如爱尔
兰，在上一个十年的前期，利率比均衡点低出了10%以上，而在美国，利率在2005年左右达到了低于自然利率约3%的峰值。中国当前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
大约11.6%，而澳大利亚的利率比公允水平低出2.3%。
“在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货币利率偏低，人们增加货币收
入后往往不是增加储蓄而是增加消费，储蓄受抑制，对消费品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在货币利率相对偏低的情况下，企业从事生产除取得正常利润外还会取得超额
利润，于是纷纷扩大生产规模。”（百科丛书）
Grice说：“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经济蓬勃发展时，对风险资本的需求上升了。”“但由于资本价格
受到了这些聪明的委员会的压制，利率无法达到其自然水平，因此就不会有资本供给的增长。谁来满足这些聪明的央行银行家们释放出的对风险资本的渴求呢？自然
是金融体系中的专家们！”
他还说，在西方经济体中，对政府的评价倾向于采用极度短期的指标，因此压制利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中国并无这些问题。中国人对通胀阴影的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招来了更可怕的恶魔。
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改变，会影响到国际信用分析机构对该国的信用指数上下调动。
常
居日本的经济、市场和政治动态专栏作家William Pesek说，信用下调会引出令人着迷的反应。这一点，看看今年一月Standard &
Poor把日本的信用指数消减成同中国等同，就能证实。本来以为东京会反应强烈，但实际上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信用指数大吃了一惊。
William说：“我碰见的所有官员都对10% 的增长率和3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存，仍然不能买来比AA-更好的信用指数感到疑惑。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的指数应该好过美国的指数。”
William
说：“尽管撩动人心，但是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随着中国政府为压制通货膨胀的潜在危险，对本国经济不断拉手闸，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会走缓，中国的信用风
险也会随之加大。而使用减缓经济发展来控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也会使投资风险加大，尽管很多投资者可能还没有认识到。”
中国经济网载文称：
“由
于统计数据混乱，外界很难真正了解地方政府真实债务情况，中金、花旗等分析机构曾分析，截止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12万亿以上。如果加
上高悬的、没有进入统计数据的隐性债务，真实的负债水平已经占到GDP的70%~80%，即高达23万亿元~27万亿元之间。
“地方政府债务屡创
新高，实际上跟地方官员的利益有很大关系，地方政府疯狂地花钱，并没有用来改善民生，而是随心所欲大搞各类形象工程从而创造政绩谋求官职，另一方面这种没
有监督没有制约的盲目投资，又给官员和利益集团提供了敛财贪污的好机会，至于沉重的债务包袱要么扔给下一任官员，要么最终让全民买单，地方官员从未认真考
虑过如何还债，甚至在举债时根本就没打算偿还。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坦承，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如果中央财政填补窟窿，必然要减少民生、公共事务等等方面的支出，最后等于是老百姓来替政府还账，如果银行将地方债务转变成坏账，仍然是老百姓的损失，如果通过多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受害的仍然是老百姓。”
对这个营救包裹，中国的百姓反应不一。从我目前在网上博客的反应上看，香港地区公民大多大骂一些地方政府的挥霍、攀比和严重浪费，并对百姓们最终需要买单表示不满。内地的讨论较少，是不是还没有联想到这个援救对自己有什么确切关系，还是见怪不怪，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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