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美好的一个晚上，深秋朗月，灯火阑珊。
来自北京的张培军和来自台湾的杨庆熙这两位召集人，借了谢寅生先生的奥克兰商学院一间教室，共同召集了一次“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座谈会”。
在奥克兰这么个远离中国的海外土地，围绕一百年前那场远离当今的历史事件，居然也能聚齐三四十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热热闹闹地议论了两个多小时，算是不容易了。
为其形式而来，为其内容而来，乃至于为了表个态度、喊个口号、写个报道、凑个热闹、听个新鲜而来，大家都各取所需、皆大欢喜，挺不错的。
主持人限定每人发言三分钟，所以没有什么机会作观点上的交流，只是泛泛而谈。对我来说，更切实的意义在于：通过与会者的发言，得以更直接地了解国共两党的官定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制造出来的各种固定成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我参会前没有预料到收获，很多人的发言让我理解到这样一点：对于新生国家的国民来说，一个被称之为“国父”的人物似乎是精神和思想上的必需，没有他不行。整个民族所需要的这个象征意义的孙中山，与历史现实中的那个真人真事的孙中山，其实完全可以脱离开，不是一回事。
“国父”必须是高瞻远瞩的，否则怎么可能把中国两千多年的旧国家一举推翻，重新建立一个和西方国家差不多的新式国家。没有远远超出普通国民的远见卓识，建立新式国家的根据何在？
“国父”必须是高尚伟大的，否则怎么可能一举代替掉百姓心目中奉天承运的天子皇帝，自立为新国家的大总统。若不是比皇帝还要圣明，接替皇帝位子的根据何在？
“国父”必须是多灾多难的，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打倒奉天承运的天子，这么大的事，比天还大的事，怎么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是在很多次失败之后，流了很多血、死了很多人、千难万险之后才取得成功的。
最为意味深长的一点：“国父”还必须是事情干了一半，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提前离世了。否则，后人的革命精神如何发扬？如何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每一代人都想要干一些推翻旧国家、建立新国家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国父”一个人都干完了，后人怎么办？所以建立新国家的任务就只能永远“尚未成功”，永远要期待后人的巨大努力。至少，一百年后在奥克兰这么个小地方，我们这些人还可以继续说一些“继承”、“发扬”、“不断努力”之类的话。
对于我来说，这是个新的认识。
实际上，关于孙中山真人真事的种种，不需要多么丰富深入的历史知识，只需多读一些史料类的读物，就能了解到很多，就能发现此人与国共两党官修历史中的那位 “国父”相差甚远。但这个发现，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整个民族出于民族心理需要而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位“国父”，已经符号化、意象化、和现实相分离了，已经不属于孙中山本人了。
对真实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们，尽可以继续去做那些费心费力的“考古”工作，但只有学术兴趣上的价值，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此话与同赴座谈会的老友、历史学同好林慧曾共勉。
谢谢此次座谈会的组织者和所有的发言者。三人行必有我师，三十多人的座谈会，够我学习一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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