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政府的财务预算和对现行“学生零税率贷款”、“为家庭工作类退税改善”（Working for families）条款的改革意向，社会上的讨论像是一把爆米花，噼噼啪啪，一时声响不断。有人认为政府提出的改革不够力，有人认为过了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不过，在我看到的文章中，最为精彩的还是一篇在NZ Herald上的读者来信：
“寻找免费午餐是拉我们走向富裕的后腿的原因。
“新西兰人生活在现在这样的国家财务状况，只能责备自己。我们的民族就像一群‘Oliver Twist’（英国著名作家Charles Dickens小说中的孤儿），不停地向政府伸手要更多的东西，什么都多要——只要是其他人买单。
“‘政府必须做些事情’是他们的共同呼叫。
“我们可以继续让一届又一届的政府，用我们自己的钱来贿赂我们自己，如‘学生零税率贷款’和‘为家庭工作类退税改善’条款。
“直到人们对政府从来不付钱、只有纳税人买单、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个基本道理有了一定的接受，我们将继续在接近国际财富排名的底层里打滚，同澳洲的收入悬殊将会继续增加。”
正
向文章开头说的，如果福利问题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来运算，一部分人应该能从国家得到多少福利，另一部分人应该为这些人担负多少，问题就好办多了。但
是，不论是社会的构成、还社会体系的运作，其构成基本单位——家庭或个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固体物质，况且，整个社会的健康，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构成中的每
一分子。
还有一个报道，里面这位荷兰人讲的勤俭治家、按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精打细算，看起来居然同我们的老祖宗的说法同出一辙：
实
行居家教育的基督徒夫妇Joe和Annemieke
Sonneveld生有6名子女，他们的年龄分别为17、15、14、9、7和4岁。老大Suzanne，现在正在麦纽考理工学院（Manuka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上学，在政府的“青年保障”条款体制下，免费读书。家里的其他5个孩子，根据政府“家庭工作类退税改善”条款，在家庭收入不超过
148991纽币的情况下，有资格获得政府的“税款抵减”补助，但是这家人说“政府应该把这笔钱省掉”。
47岁的 Joe 先生同自己的孪生兄弟Gus一起从事兰花种植生意，他说他们在Drury的地产已经没有贷款，他们不需要一个“有些年大概2万纽币”的纳税人补助。
“我们省下了专门用来投资的钱。我们买了一些土地，因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资金也用在了生意的再投资上。”
“坦白地讲，过去4年里我们在生意上花费了几百万纽币，我们不能真的靠国家的家庭补助建立起一个生意，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它。”
这家人生活得非常节俭。
Joe先生说： “我们既细心也很节俭。我们不乱花钱。”
他和他的弟弟在荷兰出生于一家以种植花为生意的家庭。他们于1986年带着“很多攒下的钱”来到这里，但在三年之内当贷款率高达25%的时候，“失去了所有”。
“我们从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不能借太多的款。”
“我们拼命地干活，但就是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我们挣到的所有收入都用来偿还贷款利息了。所以我们出售了一些土地，在我们30岁的时候，我们已经偿还了所有的贷款，从那时起，上帝赋予了我们难以置信的祝福。”
他认为政府需要学习同样的教训。
“如果他们不结算帐簿，我们的孩子们将要替我们背上债务。我们纵情享受了，我们需要对此付账单。”
“我们需要做好渡过艰难时期的准备，我认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意味着要学会在我们收入能力之内生存。”
这何尝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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